推到利马的人最后怎么样了「利马想走不能走的尴尬后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八 ) _利马想走不能走的尴尬后真相

（3）中国文化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启蒙运动时期产生于法国的重农学派是启蒙思想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而中国文化对这一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托克维尔为《魁奈全集》作序时说：“真正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可从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者著述中发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说：“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倒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早的系统的理解.”马克思认为,重农主义“实际比任何体系都早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且把资本所依以被生产和所依以生产的条件,视为生产的永久的自然法则.”
也正由于重农学派理论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理,马克思把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称为“政治经济学始祖”.而这位“政治经济学的始祖”,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他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重农学派主张依照自然法,重视农业,破除政治干预,实现经济自由.这其实是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放任主义.而所谓的“自然法”,魁奈认为就是中国的天理天则,即中国文化中的“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一切人类的秩序遵循自然的规律来建设,那无疑是最合理的秩序.在重农学者看来,中国历代是按照自然法来安排农业生产的.
当时法国的政府财务总监杜尔阁力图实现重农学派的思想,实现实业自由的计划.虽然他表面上承认“合法专制”,但由于实际上在鼓吹经济自由,无疑对希望绝对独裁的法国君主专制形成极大的挑战,从而杜尔阁的思想就成为革命的理论,终于不能为皇权所容忍而告失败.
但是可以看到,重农学派在其思想的起源处,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而从重农学派理论中,又生发出了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的思想受到重农学派的很大影响.他与杜尔阁过从很密,主张经济放任自由,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间接受到中国思想影响.他的著作《国富论》中,也引用了不少中国的材料.综合以上,不能不说欧洲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思想,从源头处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启示.
（4）中国政治制度对欧洲的影响
欧洲哲学家们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是一体的.一个以无神论为指导的国家,也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了他们巨大的震动.欧洲启蒙哲学家眼里,相对于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绝对的王权专制来说,中国的君主制度无疑要开明得多.欧洲的很多皇帝,独断专权,是凭着一己意愿肆意而为的.伏尔泰形容这样的独裁政府：“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
相比之下,中国的君主制度,完全不同欧洲的君主制度,显现出开明乃至法治的色彩.至少从制度设计上是这样.中国法律赋予皇帝无限的权力,但同时对这种权力也有制约,要求他克制和谨慎地使用权力.中国法律要求皇帝待臣民如慈父而非奴隶主,这种要求有强大的道德约束力.其次,律法也规定,朝中官员每位都可以指出皇帝的过失并提出建议.耶酥会士利马窦就发现,中国皇帝只有在与大臣磋商或考虑过他们的意见后才能对国家大事做出最后决定.再次,皇帝的所有行为都要被写入史书,这就使每个在乎自己名誉的皇帝足够警醒.这一切,就足以区分是绝对的专制与否了.难怪伏尔泰、魁奈等人,对这种君主制度的设计眼前一亮,并有意让欧洲也采用类似的开明君主制度了.他们了解到,原来中国的皇帝不仅不能为所欲为,而且是要以爱百姓为自己的道德约束的.
虽然在具体实践中,中国这种开明君主制虽然往往要打很大折扣,但是还是有不少在开明君主治理下的时代,经济富裕,文明兴盛,比如汉唐,比如康雍乾时期.这种情形,在欧洲王朝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华文明的兴盛,中国在历史上在各个领域领先世界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的君主制度并非那种绝对的专制.因为在绝对独裁专制下,不可能出现象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长时期的兴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