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导演贾樟柯和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创作均以现实题材为主贾樟柯|电影|人性|底层|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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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位导演的电影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对待弱势群体的人性剖析也存在差异。同样都是对于底层人物的观照，同样都是被抹杀尊严的个体，但《小武》与《寄生虫》在人物性格刻画与价值选择处理上，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小武》中的小武，即使身处底层，依旧坚守着心中的“道义” 。这份道义既是对友情的忠诚，也是对爱情的全力以赴，他渴望爱与被爱，葆有残酷现实中的“余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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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昔日好友小勇结婚但未被邀请时，固定镜头中，小武在二人当初约定的地方徘徊，同时也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二人当初刻在墙上的“友谊的见证”,这些画面语言一方面是他内心对于“物是人非”的挣扎与感慨；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说服小武自己去兑现诺言，事实上，他也再次以非法的冒险路径去践行他当初的诺言。
【尊严|导演贾樟柯和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创作均以现实题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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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盗亦有道”,近景镜头中他把身份证件投入邮箱中，想借此方式来归还给失主，他行窃被抓后，郝有亮问邮筒里的身份证是不是他扔的时，小武只是淡淡地答道：“听说现在办证件也挺难的。 ”在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舞厅小姐胡梅梅时，他的真情也转化为实际行动，不惜重金买了戒指，尽管他无比珍视的情感都无疾而终、付诸东流，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待这些感情时的忘我付出。在贾樟柯的其他电影中，底层群体的形象呈现也是“温和”而无“攻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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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如果说小武的价值观“余温尚存”的话，那么奉俊昊的《寄生虫》中，处于底层的基泽一家暴露出来的更多的是人性的贪婪与欲壑难填，人性的温度已荡然无存。尼采曾说：“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 ”底层恰恰是这样一个因话语权缺席而丧失行动力的群体，马克斯·舍勒认为：“怨恨首先限于仆人、被统治者、尊严被冒犯而无力自卫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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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之下，充满怨恨心理的基泽一家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开始了徒劳的抗争。金基泽一家用卑劣的手段赶走了朴社长家之前的用人，自己取而代之“寄生”其中，可最终当认可、阶层、尊严这一切幻想破灭后，金基泽丧失理智进而杀死朴社长，基婷也难逃死亡的厄运，影片中的底层人物形象成为因阶层固化而被异化，人性的光辉在其身上已荡然无存。而奉俊昊对人性之恶的电影表达正是其特定成长环境、社会历史背景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