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口述历史写作心得( 二 ) |写作|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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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右）与母亲
进入写作，首先你发现，原来你并不了解你的亲人故友。记录他人的生平，难免会“换位思考” ，从该人的角度看待事物。宽容，谅解都出自理解。进入别人内心世界，理解随之而来。心怀感激的人，心理较为平衡。写亲人，写朋友，写回忆，就像台湾作家王鼎钧先生说，是记录情与义。即便在险恶、污浊的的环境中，同样有被人性的光华照亮的时刻，有令人难忘的情与义。
写什么？怎么写？
“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唯一的原则。写亲人故友，难免会有偏见；此外，人的记忆好似筛子，留下的远远不完整。文化上，对于逝者，我们习惯隐恶扬善。为刚去世的人编一本纪念册，留下大家对他美好的印象，其目的和写记忆文字是不一样的。做口述史最大的挑战在于判断对方的讲述是否基于事实，是否夸大其词。事先做功课，读相关的历史，可以帮助你鉴别真假。做访谈得多少心中存疑，但更要同情地理解对方的讲述为何会偏离事实。对受访者记忆的偏差保持警觉，同时尽量理解他们。这令我们不仅学会采访，也学习了做人。
文字的功夫，包括书写与谈吐，是从小到老的磨练。写作迫使我们留意文字，练习表达的能力。功夫到家，用词准确、生动，除了原来的文字基础，多看多写的磨练，得有点天分。对自己别要求太高，只需要知道如何避免写得太糟糕。两个诀窍：干净，朴实。鲁迅有一句名言，文章写完之后，将不必要的字、句、段删去。你试试将“是” ， “的” ，以及“非常” ， “十分” ， “但是”去掉，文字一下子就清爽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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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全家福，前排中为熊景明
写作一方面要避免报刊语言和首长报告的文风。例如“坚定”本来已经是意味蛮重的词，还嫌不够，要说成“坚定不移” ， “努力”变为“加大力度” 。文革时期发展成的语言暴力随文革而去，但也会不时露出痕迹，污染我们的文字。
朴实的反面是花俏，滥用形容词和成语。小学，初中的语文老师，大都欣赏同学作文用四字词组和成语。 “白云悠悠，和风细雨，百花吐艳”之类，会被老师画个圈。文章写好了，看看什么地方可能被老师画圈，便斟酌一下是否要修改。非虚构写作，本来就是如实地记录，文风须朴素，不要浓妆艳抹。
内容的把握，遵循“多摆事实，少讲道理” 。道理其实都在事实之中，每个人的故事是独特的，道理则可能都一样。对有兴趣的议题，可以多读相关的研究，但下笔书写则集中写个人经历。另一面，在描述当年事时，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背景不了解，做必要的说明。例如提到当年每个月的工资，也许要交代一下当时的物价。提到今天和未来的年轻人完全不知道的概念，得多少解释一下。
不止一次有人问道：写真名真性的回忆，涉及个人的错误或恶行如何对待？我自己写的时候，赞扬人时直呼其名，对负面的事件“埋名隐姓” 。写他人过失乃至大恶，要想到对方没有机会辩解（好像文革时期的大字报）。非学者写回忆录，或做口述访谈，只负责真实地记录，不编不撰。树碑立传，分析批判不是我们的追求。
有心写回忆文字做口述史的普通人，不少都感情丰富，自自然然在文字中注入自己的情感。整个故事中，在情绪上把握分寸是对写作者的挑战，否则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打动了自己，却不能得到读者的共鸣。思考的空间，情绪宣泄的空间，留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