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世界读书日 | 从开民宿到捐书共建，一家民间图书馆是怎么活下来的？( 三 ) 大理|云南人|远离城市|文林|书

“多买套房不如多开一个图书馆”
疫情以来，文林长期在北京工作，图书馆的长期管理员只剩刘畅一个人。有段时间，接收新书、整理书籍、打扫卫生、制作视频、组织活动， “能看到的活儿基本都只能自己来” 。
在大理，为图书馆招募志愿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图书馆的工作相对清苦，还要和大理多如牛毛的民宿、酒吧、咖啡馆竞争。而招募来的志愿者大多只能待1个月，能待上三四个月的志愿者都不多见。
刘畅也遇到过怀疑的声音。有人觉得，开个小酒馆、找人聊聊音乐电影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搞图书馆？也有人觉得，既然与知识相关，就应该去支教、去给孩子们上课。 “但我觉得如果教育只限于此的话，就太狭隘了。 ”
刘畅希望，图书馆就是一个纯粹的阅读空间，他们要做的是保护好阅读氛围，同时提供文化艺术的交流， “让年轻人通过兴趣走进来，而不是因为应试的压力” 。
建一座私人图书馆，听上去诗意十足，但过程中绕不开“钱”的问题。
文林和刘畅在不断尝试新的营利方式，通过售卖文创、饮品、举办文化体验活动、运营剧本馆等方式，目前，图书馆的营收可以与运营成本基本持平。但算上一年17万多的房租，书理图书馆还处于亏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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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马文化的体验活动能给图书馆带来一定收入。（受访者供图）
偶尔，文林会打开点评网站，浏览大家对图书馆的评价，有人写道：“你们一定要活下去。 ”
这不仅是书理一家民间图书馆面临的境遇。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曾对我国民间私人图书馆进行研究。通过对各类媒体报道进行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444家民间图书馆，藏书数量多寡不均，藏书在10000册及以下的占70.9% 。经费与书刊来源困难是两大瓶颈问题。
浙江台州有为图书馆的创始人章瑾也曾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表示，大众会对这种公益募资的打法产生疲倦，捐赠人的维护也存在阻碍，因此，从互联网渠道募集的资金正逐年下降。从2017年的80多万元， 2018年的60多万元，下降至2019年的20多万元。
在负责书理图书馆的运营之前，刘畅曾经参与运营多个公益图书项目。她认为，目前大部分的公益项目过于依赖资金捐助或国家项目拨款，在可持续性上有局限性。
“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想走公益路线的原因，太依赖于捐赠了，我们想探索新的模式，不仅让图书馆能活下去、活得更久，还要创造更多价值。 ”刘畅说。
离开北京后，刘畅已经把大理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刚来到大理的时候，自己是在消费大理，享受这里自由、包容的环境，丰富的在地文化，还有好山好水；现在，她开始思考，怎么创建、传承，用新的思维把这里的文化带出去。
在外奔波越久，文林就越怀念家乡。在不断重返家乡的过程中，他对大理也有了新的认识。
“大理是一个乌托邦。 ”在他看来，大理已经不仅是本地人的大理，它慢慢地成为很多人的大理。有人从大城市来，把大理当作从城市回归农村的第一站，也有外国人定居在大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文化。
“大家不会说谁比谁有钱，也不会说谁比谁多几套房子，大家在大理做着自己这辈子想做的事情。 ”文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