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轼自然美学观 |陶渊明

苏轼以天才之敏悟，一方面大力应和欧梅所提倡并实践之的平淡风格的创造，另一方面他也及时察觉到了问题之所在，并标举起“自然”审美风格之大旗以补救平淡美风格之流弊。其实在北宋中后期，伴随着平淡审美风格逐渐成为当时艺术审美主流风尚， “自然”的审美风格也得到了近乎同样的重视。如果说平淡美风格是“宋调”确立的主要标志，是宋代文学由摸索到最终成熟的关键一环，那么自然美风格的确是在这种渐为成熟的文艺观的背景中，对平淡美的进一步丰富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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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诗文艺术理论颇能把人引向一种形而上的领域。他对平淡美的追求，除了直接受到时代风气以及两位前辈欧梅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凡是推崇平淡美者，大都推崇陶渊明，而苏轼对于陶渊明，很像一位隔代的知音。他曾明确表示：“渊明吾所师”《陶骥子骏佚老堂》，并尽和陶诗，以实际行动将陶渊明推上千古文人第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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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欣赏陶渊明诗歌的平淡美；同时，他又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 ”陶渊明之为人为何？苏轼云：“古今贤人，贵其真也。 ”《书李简夫诗集后》诗的风格即人格之体现。陶渊明诗歌所体现出来的平淡之风，也就是他的人格之体现。这种平淡即“真”字，真即自然、真实，而又能享受个性化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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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一生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建功立业，相对来说是非常平淡的一生。然而其内在生命的深度却是演绎的如诗如画，用苏轼的话即是“高风绝尘”“超然” 。由此人格生发出来的诗风、文风才同时具备了一种超越性与自然色彩。苏轼所推崇的陶渊明的“真” ，是一种不为世俗所累，不愿心为物役，剥除了矫情的自然的生命之情，而这种生命之情不是以绚烂峥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寓以平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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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艺术观是其人生观之必然反映。因此这种“无心而一”的人生哲学，也即水的哲学反映到文艺创作上来，就是“随物赋形”论。于此相一致的还有“身与竹化”的思想。 “身与竹化”就是创作主体与所描绘的对象生动地结合在一起，与自然合一，要摒弃掉自身的功利性、知识性的成见，泯灭掉物与我的界限，从生命的深处与自然融为一体即“嗒然遗其身” ，这是“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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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身与竹化”呢？苏轼曾经批评了与之恰好相反的创作手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文与可画赏筜谷偃竹记》这是将竹子看做是与自身对立的外物，还没有真正进入竹子本身原有的生命中去把握竹子的特征。画竹子就要“身与竹化” ，相应地，画其他任何物，都要与物同化，这样便会“无穷出清新” ，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是由无入有的过程。由此可见， “身与竹化”思想与“随物赋形”论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