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向阳｜明代婚礼服饰的艺术特征与影响因素( 三 ) |卞向阳|服饰|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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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北京定陵出土明万历喜字并蒂莲织金妆花缎
明代服饰中的动物纹样常见于官员男子婚服的补子图案中,文武官员补子的图案依据明代服制,为文禽武兽,如狮子滚绣球象征喜庆,鸳鸯鸂鵣象征爱情美好。民间婚礼服饰中,多用瓜果等植物纹样寓意吉祥、福气,如石榴纹样象征多子,红枣、花生、桂圆、莲子等寓意早生贵子; 动物纹样常见的有鸳鸯戏水、鸾凤和鸣等。明代服饰纹样追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7],婚服也因纹样的装饰而更加精美且兼具文化内涵。
2.3 礼制规范下的材质工艺
【|卞向阳｜明代婚礼服饰的艺术特征与影响因素】明代丝绸织造技艺空前,在技术、种类、花色上都有所进步,丝织业工艺精湛。婚礼服饰作为重要礼仪服饰,其工艺更加精细,兼具装饰性与实用性。婚礼服饰亦强调边缘的线形勾勒,通过镶饰、嵌条、滚边的装饰,使边缘层次分明,精美、富丽。
定陵孝靖皇后墓出土的几件女衣上绣有百子图,洒线绣孔雀羽金龙百子戏女衣如图7[8]所示。从纹饰上看,图7为明代皇后吉服,构图与配色巧妙,百子图寓意多子多福多寿。图7中女衣图案的内容、构图设计、配色、用线、施针都展现出了高超的刺绣工艺。女衣用一绞一的直径纱作为绣底,用3股彩丝线、绒线、捻金线、孔雀羽线等6种线,结合编金、缠针、盘金、钉线等12种刺绣针法绣制而成[9],层次质感丰富,为极致精美的明代婚礼服饰奠定了基础。明代婚礼服饰中霞帔的装饰工艺以刺绣为主,勾勒出清秀精致的装饰风格。图8[10]为江西南城宁靖王墓出土的整套凤冠霞帔,精美的罗地压金彩绣云凤纹霞帔,以四经绞罗为地,以平金绣在云纹、凤鸟轮廓线和凤尾处钉上金线,又以彩色绒线套针绣出云彩与鸟的主体。霞帔在官宦女眷婚礼服饰中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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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明代皇后洒线绣孔雀羽金龙百子戏女衣(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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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罗地压金彩绣云凤纹霞帔
不同阶层人物的服饰形制各有差异,可以运用不同绣法进行展现,针法随形制而多变,形制因针法而凸显魅力。
明代婚礼服饰所用面料材质与一般服饰相比更趋精美华丽。贵贱有别、服饰有等的服饰礼仪制度使婚礼服饰在材质方面有严格的规制,官员与庶民男女婚服材质根据等级明确区分,贵族、官员婚礼的礼服才能以锦绣、纻丝、绫罗为面料,以美玉、宝石、珍珠及金、银为装饰。《大明会典》记录贵族女装用料均为“各色纻丝绫罗纱随用”,而一般庶民婚服只能用绸、绢、素纱; 庶民婚服配饰不许用金、玉、珠、翠,只能用银[11] 。不同身份需遵循本阶层相应的制度规范,不得僭越,因此婚服在材质上越奢华、工艺越精湛,其穿戴者的权位官秩通常也越高。
3 明代婚礼服饰的影响因素
3.1 政治制度的更迭与婚礼衣冠服制
陈宝良在《明代社会生活史》开篇中说到:“一代社会生活的形成乃至变异,必然意味着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社会秩序的变动。 ”[12]社会生活中的着装方式代表着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服装的制度同时也隐含了国家的礼仪制度,体现着时代审美与风格。婚礼服饰文化不仅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服饰审美倾向,同时也是政治伦理观念的承载符号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具象表征。明代以法律的强制力量来宣扬教化、申明礼制、控制民众,以建立一个贵贱有别、尊卑有秩的等级社会[13] 。明代建朝伊始,便开始了政治制度的变革。在服饰制度上,规定要恢复与彰显汉宫威仪,要求延续古代汉民族封建的等级制度。统治者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要兴复汉族衣冠服制,并且严格规定了不同阶层、不同等级的服饰制度,不能僭越。明代礼仪服饰制度确立后,被载入典章规制和《大明律》中,强化了服饰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教化中的重要意义[14] 。礼仪服饰制度体现在明代婚礼服饰中,主要有两方面特征:政府不断变革的服饰禁令,限制了服饰的自由创新,服饰制作必须符合政令规制,与穿戴者身份匹配; 随着社会的发展,士民阶层逐渐活跃,从而引发了服饰创新与变革,具体体现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服饰僭越现象中:凤冠霞帔开始在平民女子婚嫁中使用,原为品官服色的大红色亦被用作平民婚服服色,突破了森严的封建等级观念。《清稗类钞》记载:“庶人婚嫁,假用凤冠霞帔以及九品服。妇服花钗大袖,于典制实无明文也。 ”[15]意为明代的新郎可穿九品官服,新娘结婚时可使用凤冠霞帔,但是这种“假借”是没有明文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