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我们是维持经济的支柱，但在疫情下，我们得不到温饱( 二 ) 隔离|失业率|新型冠状肺炎

根据《青年报》的报道，上海交通大学调查，大学本科生平均投递简历14.47份，获得5.47个面试机会，获取2.31份录用通知，平均需要用时2.52个月；南开大学毕业生平均投递简历31.62份，获得10.28个面试邀请，收到录用通知3.01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平均投递23.34份简历，平均每人获得2.92份录用通知。
而以失业率计算那些两周内开始工作的人才算作失业者，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即便是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名校，毕业生投递简历包括拿到录取通知，平均下来也需要耗费2.52个月。
因此，一些数据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但也让我们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紧迫性。

而在最近，我们还宣布针对失业农民工将发放生活补助，还将为雇佣年轻人的企业提供补贴。
这个消息表明，问题也许比我们常人所想象的还要严重一些。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生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我们也曾提高了向农民工发放的失业补助。
罗奇还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暗示，表明劳动力市场的这个临时工部分有出现某种更大情况的可能，这很有可能是自2008-2009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
农民工作为一种“弱势群体”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他们身处的位置则变得更加尴尬。
农民工通常住在公司的宿舍或简陋的临时搭建的板房里，而在工厂和工地停工后，许多人付不起房租（工地薪资都是年末发），或被困在工厂里，甚至还有些人睡在立交桥下或住在电话亭里。
以今天的00后、90后的人生际遇来看，他们之中可能从未有人睡过立交桥和电话亭。
这是新时代的“何以为家” 。

在上海这座2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即使只有0.5%的人无法生火做饭，那么也有125000人面临着温饱问题。
餐厅服务员、工地农民工、工厂工人，这些岗位中，能够具备生火做饭这个条件的，实在是少之又少，他们大多住着集体宿舍，疫情一旦发生，他们也只能吃泡面这样的速食产品，很难吃到真正过“烟火”的事物。
而上海也曾承认，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封控期间有所增加。还有一位女士，在上海住着一平米二平米的电话亭无法离开，作为现代人，我们很难想象她是如何解决自己的卫生需求的。
也许，在极端条件下，这些都不重要。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如何定义“极端条件”的呢？
昨晚笔者又去重温了张宏杰所著的《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财政供养人数的扩张本身其实并不太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随着人数的扩张，背后是腐败的加剧。如此多的人拼命挤进官僚系统，并不是为了挣那份死工资，而是为了能获得寻租的机会。

第二遍再读这本书，无不感叹历史的轮回意义。数千年前的问题，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问题。
有些问题确实讨论起来很敏感，但读历史的确可以让我们深切明白，历史的轮回意义和启发意义，如何避免重走前人走过的误区，这是今天我们应该去关心的。
从内心讲，我会推荐大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都去读读这本书，以历史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跳出固有框架，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你会发现，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情况和不一样，作为人，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一些现象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过去发生过的，都是过去已有过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