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也有同感 ， 通过对护城河和金水桥的发掘发现 ， 护城河坝闸的分布和做法 ， 金水桥的券筑结构 ， 河道的海墁工艺等等都为探寻故宫内同类水系遗迹的内在结构起到参考作用 。
除了具体的营造方法 ， 从目前的考古联合调查结果 ， 再结合文献记载 ， 专家团队还发现 ， 明中都的玄武、东华、西华三门外有甬路跨过护城河 ， 河水在东、西华门外通过甬路下涵洞流通 ， 与北京紫禁城是几乎一样的 。 甚至是内金水河的走向也与紫禁城如出一辙 ， 都是由宫城西北隅水经涵洞入城 ， 在宫城西墙以东南北向直下至西华门桥 ， 然后折向东过武英殿桥、奉天门桥 ， 再向东过文华殿桥、东华门桥 ， 再折向南由宫城东南隅出水涵洞而入南护城河 。
对于一线发掘来说
勘探仪器和工具设备也并不一定派得上用场
明中都遗址是晚段遗址 ， 看起来有文献记载 ， 但文献资料也不一定都可靠 ， 实际情况甚至会颠覆认知 。 “石础、磉礅……每一个建筑部位都有固定做法 ， 如果不懂这些固定做法 ，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在土中进一步作业 。 因为认知的不同 ， 连地层线都可能一个人一个画法 。 ”王志说 ， 正因如此 ， 一线考古队长才应该在都城史、建筑史方面有更多知识积累 。 而对于明中都遗址来说 ， 勘探仪器设备的使用也受到很大限制 ， 它们对于墓葬、窑址等较为单纯的遗迹或许有效 ， 但对处于历史晚段时期的建筑遗址 ， 因为地下遍布砖石 ， 勘探非常困难 。
王志解释道 ， 地下遗迹的结构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挖出来的 。 “不仔细分辨的话 ，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整块夯土 ， 需要解剖才发现它实际是有很多层、分很多块 ， 还有建造的先后次序 ， 按照社科院考古所董新林老师的说法 ， 我们做的就是在‘土中找土’ 。 ”
对于田野考古 ， “我们考古人有几种说法 ， 一种叫‘挖出什么 ， 就是什么’ ， 不要对任何东西做预设 ， 强调客观性；还有一种叫‘想到什么 ， 才能挖出什么’ ， 强调要提前有所判断 。 两者都有道理 ， 但田野经验让我们更倾向于后者 ， 在没有知识储备、没有预定目标的情况下发掘 ， 可能就挖不出遗迹的完整信息来 ， 甚至挖出来了也不认识 。 ”王志说 。
工作展开并不容易 ， 技术困境和现实困难都有 。 王志回忆 ， 自己最开始单枪匹马到凤阳县着手明中都遗址考古工作的时候 ， 条件很差 ， 他和团队就在工地附近租房子住 。 一直到2019年 ， 在凤阳县的支持下 ， 建设了明中都考古工作站 ， 才算稳定了下来 。
占压在遗址上的民房拆迁工作直到2017年才结束 ， 拆迁完成后考古工作人员才得以比较自由地进行大面积发掘 。 由于项目开展初期 ， 还遗留了一些征地问题 ， 王志感受到了一些阻力 ， 开展工作需要反复协调 ， 不断通过找乡镇和村干部解决纠纷 。 最难的一段时间 ， 几个月都无法继续推进发掘 。
“考古不再寂寞了”
荣誉是站在先辈们的肩膀上得来的
重量级遗址的考古发掘 ， 常常需要几代人的坚守和努力 。 这次成功入选“2021年十大考古发现” ， 王志坦言自己其实并不完全意外 ， 一是他很清楚这座都城和其建筑的重要价值；二是他认为经过几辈人的工作 ， 特别是王剑英先生的扎实研究 ， 明中都已经得到了学界专家们的认可 。 所以他时常谨记明中都遗址的发现者、首位系统研究者王剑英老先生的遗愿 。 “荣誉是站在先辈们的肩膀上得来的” ， 他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所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投入及与故宫同仁的合作有底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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