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对于臣僚相对来说比较信任,通过“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以求更加合理地处理政务 。此外 , 唐太宗还坦诚告诫臣下说:“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 。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唐太宗要求大臣在处理政务之时能够“各尽至公 , 共相切磋”,这就体现了他对于臣下的信任、任用,以及希望依靠群臣的智慧才能和君臣上下的齐心协力来达到共同治理好天下的心愿 。
对于隋朝君主与宗室之间的问题,唐初君臣也有过细致入微的探讨 。贞观四年,魏征对唐太宗说:“臣闻炀帝不信齐王,恒有中使察之 , 闻其宴饮,则曰:‘彼营何事得遂而喜!’闻其忧悴则曰:‘彼有他念故尔 。’父子之间且犹如是,况他人乎!”魏征指出了隋炀帝对于宗室的猜忌之深,“恒有中使察之”,而且进一步的说明父子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何况他与臣子的关系呢?
陈叔达也曾进谏说:“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诛戮,以致灭亡 , 岂容目睹覆车,不改前辙?臣所以竭诚进谏 。”而魏征还曾劝谏唐太宗说:“隋高祖不知礼义,宠树诸王 , 使行无礼 , 寻以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魏征、陈叔达等大臣通过列举隋朝统治猜忌宗室、宗室之间又“自相诛戮”的例子,指出隋朝君主与宗室之间“主忌臣叛”的君臣关系,即互相的不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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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 , 唐初的许多大臣都希望唐太宗能够从前朝的教训中得到启发 , 不能“宠树诸王,使行无礼”,当然也不要如隋氏父子一样“自相诛戮,以致灭亡” 。贞观中,皇子魏王泰深得唐太宗的喜爱,于是“特诏移居武德殿” 。
魏征听闻此事之后便上疏进谏:魏王既是陛下爱子,陛下须使常保安全 , 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 。今移居此殿……时人以为不可……犹恐人之多言 。又王之本心,亦不宁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人之美 。”唐太宗听取了魏征的诤谏,“遂遣泰归于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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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为了防止唐太宗如杨坚一样“宠树诸王”,提醒他应该“每事抑其骄奢 , 不处嫌疑之地”,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君主与宗室的关系 。因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唐太宗吸收了隋朝君主与宗室关系不和谐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清醒的认识 。他说:“我见隋家诸王,达官一品已下,皆不免被其躓顿 。我之儿子 , 自不许其纵横 。”
由此可见,唐太宗吸收隋文帝时“诸王擅威”的教训,认识到对待宗室皇子应“不许其纵横” 。通过对隋朝宗室问题的借鉴,唐太宗能正确认识到处理宗室问题的关键点,从而使其能通过相对稳妥的政策来处理君主与宗室之间的关系 。由于隋朝在“天下隆盛”的情况下短命而亡,这使得唐初君臣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 。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大臣说:“当今远夷率服……然安不忘危 , 理不亡乱 , 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 。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 。”魏征也说:“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殆耳!”因此 , 唐太宗多次与朝臣谈到隋朝统治者不纳谏言的事情 。
贞观初 , 他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唐太宗指出隋炀帝不喜欢大臣进谏,而“臣下钳口”的结果却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可见他认为“非直炀帝无道 , 臣下亦不尽心”是隋朝国祚短暂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 , 唐太宗还这样评价隋炀帝与臣下的关系:隋炀帝好自矜誇 , 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 。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 。”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统治者不信任臣下、拒绝纳谏而导致国家致迅速灭亡的教训 , 不仅指出了臣下不进谏的害处,即“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 , 而且君主则会因“身不闻过,恶积祸盈”而亡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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