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在日本的发行和影响( 二 ) _资治通鉴

另一个著名思想家物徂徕，极力贬斥《通鉴纲目》，而大加褒奖《资治通鉴》。认为《通鉴》远胜于朱子的《纲目》，肯定了它的史学成就。
幕末时期被称之为维新四杰之一的吉田松阴读《通鉴》尤为细心，曾专门写了《通鉴抄》一书。
由于《资治通鉴》“探治乱之道，上助圣明之鉴”，意在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经验、历史教训、统治方法等等，这对于日本历代的上层统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上至天皇、幕府，下到诸藩及其弟子，都把它做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据《花园天皇宸记》所载，镰仓时代的花园天皇（1308—1318）除《贞观政要》、《群书治要》外，《资治通鉴》是他和幕府都爱读的书，以便用于治民。在他之后的后醒醐天皇曾召请当时日本的名僧玄惠法印在宫廷的经筵上讲《资治通鉴》。
在幕府末期，收容诸藩弟子的“书生寮”研究《资治通鉴》之风很盛行，并且专门成立了“通鉴会” 。可见《通鉴》在日本成了培养统治人材的教科书。
明治天皇即位后，非常喜欢汉学和历史，《资治通鉴》是他学习的重要内容，每月定时讲习。在《华城田中内记》中的“日本复古诗”里记载了明治天皇在“东京驻辇中，诏诸侯讲书籍”的一首诗。说：“神皇正记保建记，龙门书编涑水篇，日日御前舍杜若，疑团抱者出宸筵。”这里的“涑水篇”就是指《资治通鉴》。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多事之秋，他这样注重《通鉴》，无疑对他加强统治和进行维新是有所裨益的。
尤为重要的是，《资治通鉴》的传到日本引起了日本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给日本史学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由于《通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使观者明古今之治乱以引为鉴戒，能为当权者提供统治经验；二、鲜明而又突出地宣扬大义名分思想，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三、标榜“据事直书，使之善恶自见”，以达到劝惩教训的目的；四、是一部编年的通史，体例新颖，按年纪事，条分缕析，精炼不繁，便于阅读等。
【《资治通鉴》在日本的发行和影响】这些都使日本学者感到别开生面，使他们受到了启发，为编写新的日本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方法和指导原则，从而使日本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