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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不仅称谓上还有不同意见,而且在分期的方法、年代的划分、内涵的确定、特别是“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尚有一些分歧 , 各自也都有具体的考古材料作为佐证 。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 需要认真研究,给予合理的解释 。
比如年代交叉问题,各阶段文化之间存在有二三百年的交叉期,这可能是源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一个交叉过渡期 。又如中心转移问题,文化和政治中心在各阶段曾不断地转移 , 可能与各阶段主导族群发生变化有关 。还有三星堆与成都史前各城址的关系问题,三星堆在一期文化阶段虽然没有城墙,但整个遗址早于、大于成都各史前城址 , 并直接发展为强大的三星堆古国,有可能是它最终兼并了成都平原其他各史前古城 。
最后是各期文化的主人问题 。“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的主人为鱼凫氏蜀王、“十二桥文化”的主人为杜宇氏蜀王、“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为开明氏蜀王的观点,近些年来己经被广泛接受,现在可以进一步去探讨蚕丛氏蜀王与柏灌氏蜀王文化归属问题 。
从目前考古发现看,蚕丛氏蜀王与柏灌氏蜀王的文化归属最有可能的是距今4800~4000年前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和距今4500~3700年前“宝墩文化” 。上述情况表明 , 这两者可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有中心地域、又在时间上有些重叠的文化类型或文化阶段 。我们进一步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可能为蚕丛氏蜀王、“宝墩文化”可能为柏灌氏蜀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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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一期文化”时间长,面积大,文物多 , 内涵丰富,虽然没有城墙,但地处“两河”之畔等特征,说明这里有可能是成都平原上一个长时间形成的重要集市,一处最大的聚落中心,与“蜀王之先,蚕丛”(《蜀王本纪》)“其目纵,始称王”(《华阳国是)“教民农桑”“所止之处,民则成市”((续事女)等记载相吻合 。
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的距今4000—3200年前“三星堆文化”,以突目铜面具为主要神像,说明他们是以“纵目”为特征的“蚕丛氏”的继承者 , 反过来证明三星堆遗址可能就是“蚕丛氏蜀王”的开国之地,时间应当就是在距今4800~4000年前的“三星堆一期文化”阶段 。
而“宝墩文化”的主人则可能是柏灌氏蜀王 。从时间上看 , “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前,处于“三星堆一期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间 。从地区上看 , “宝墩文化”处于成都平原西南部,与“三星堆遗址”分处两地 。从形态上看 , “宝墩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城址群,面积在10万至60万平方米左右,均有四面环合的城墙 。从性质上看,“宝墩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各城址可能是兼有防御与防水功能的邦国或酋邦 。因此我们认为“宝墩文化”的主人 , 很可能就是介于“蚕丛氏蜀王”和“鱼凫氏蜀王”之间“柏灌氏蜀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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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概括这些情况,目前四川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蜀文明进程的基本关系的认识可以概括为:
3.1、“三星堆一期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 , 为蚕丛氏蜀王时期,距今约4800~4000年前;
3.2、“宝墩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 , 为柏灌氏蜀王时期,距今约4500~3700年前;
3.3、“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二、三期)(相当于夏商时期),为鱼凫氏蜀王时期,距今约4000~32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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