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蜀文字介绍( 三 ) _巴蜀

许许多多的巴蜀符号中，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璋形纹、戈形纹等，仍然带有萨满教的原始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符号”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解释为“巴蜀符号”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4、古巴蜀文字的材料早在1942年，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3卷7期上，以《巴蜀文化》为题，公布了所收集的巴蜀铜器上h类48种纹饰符号。于是巴蜀文字的材料，便正式在学术界面世。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鹰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深入，所发现的巴蜀文字材料日益增多。及时地将那些零星分散的材料整理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客观上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
到了1978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女士，毅然担负起这项重任，利用她便于收集的条件和善于画图的特长，刻绘出《巴蜀铜器纹饰图案》油印本，初步集中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纹饰图案资料。1983年，她将这一成果加以补充完善，以《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正式刊登在《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上，成为巴蜀史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资料之一。
最初发现的巴蜀文字，多集中在各类兵器上面。出现较多的是一些图像文字，而少量方块文字则仅存于若干长胡戈上。刘女士《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指出：四川地区东起巫山、万县，西至芦山、石棉，北抵广元，南达犍为、宜宾，皆有巴蜀兵器出土，尤为成都附近各县出土为多。时代上起商周，下至西汉。从考古角度看，这些兵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文中将巴蜀兵器归纳为戈、矛、剑、钱等四类。
铜戈
据冯汉骥先生的研究，分为：
1.1 式戈为长援、无胡，锋向下略弯，方内，内上的穿呈尖桃形。一般援部和内上均有纹饰。其中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内上浅雕一蚕纹;1976年绵竹出土铜戈援部铸有虎头。
1.2 式与i式略同，但戈本与内之间有长条形平阑。
1.3 式戈援作尖锐三角形，无胡，方内。其中馆藏一件援身两面皆浅雕一鹰;另一件内上近阑处有三字铭文(即《金石索》夔戈) 。
1.4 式戈援部狭长而直，后部特宽，有脊，刃作弧形。其中1979年成都交通巷出土铜戈援部雕一龙形;20世纪50年代成都自马寺出土铜戈内上有巴蜀图像文字(中间形如骨刀，右为三个三角形连作弧形，左为六角星及日符。
1.5 式则为有胡戈，又可分为中胡、长胡等4型;援部多雕有龙、虎形纹。这种类型的铜戈上，多出现巴蜀文字。其中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成都羊子山34号墓出土的2型戈以及馆藏3型戈，内上皆有图像文字;峨眉符溪出土的4型戈，从援本至胡雕有龙纹，援的上部则有图像文字。新都、郫县的2型戈，胡上有类似彝文字母的一行巴蜀方块文字;郫县独柏树、万县新田的3型戈，胡上也有一行方块文字，但笔画要稍稍繁复一些，近似古汉字。
铜矛
多有弓形耳系，分为：
2.1 式矛为长骸，骸与叶长大致相等，骹部两面多施以图像文字。1976年新津出土的矛，骹部一面为虎纹、花蒂、三个人头串;一面为手文与汉字“王”的组合、蜂纹与折线组合，及钩状、器状图像。1979年广汉文化馆收集的一件，骹部一面为虎、星、兽面，一面为水草、鹿、心手文、双折线与植物符号组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