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为什么是番薯盛世?( 二 ) _盛世

番薯原产于中美洲，后传至吕宋(今菲律宾) 。国际上，流行地认为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1594年)，传入人是飘洋过海的中国商人陈振龙。
陈振龙祖藉福建长乐县，他早年在吕宋经商时，发现当地有一种薯类，清甜可口，可资食用，便密购其种。带回了福州，即在城边试种，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此时，恰遇闽中大旱，五谷歉收。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进献番薯，并倡导广植番薯，从而使闽中民众度过了饥荒。为此后世在福州建有先薯亭，以赞颂番薯引进者陈振龙和推广者金学曾的功德。
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
番薯对中国影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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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耕地面积扩大
有数据显示，清朝的耕地面积是前代的四倍。有人把这归功于清政府的劝垦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清代之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人，有那么多的土地却不开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清“可耕种面积”的概念。可耕种面积不仅仅与土地本身质地有关，更决定于耕种的作物。而这是番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从而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了四倍多。
同时番薯的种植，反过来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小麦与水稻可耕种的土地。这样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稻和小麦的耕地面积。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赖以生活的根本。因此只要有可耕种的土地，肯定有人会去抢的。中国人闯关东就是很好的例子。清朝为了满族八旗的利益，于康熙七年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即使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汉人闯的关东，“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 。为什么，汉人会不顾政府追捕，背井离乡来到关东这些荒芜之地? 因为那里有土地。因此只要有可耕种的土地，勤劳的中国人都会去“抢”的，这不需要那些英明的领导人的鼓励。因此，且不论清政府的禁封东北政策，清政府劝垦政策对中国耕地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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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粮食亩产的提高
番薯的引入不仅可开发新的耕地。还可以与小麦，玉米等其它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丰富了中国耕作制度的内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的亩产。
中国古代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式主要有复种制、轮作复种制、间作套种及混作制等几种形式。复种制指在同一块田地上一年收种两熟三熟，我国自春秋战国已经创始;轮作是指有计划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农作制度，以区别于种植同一作物的连种制，魏晋以前我国已较普遍地建立了豆谷轮作制;间作套种指在某一作物生长期内，同期间隔播种两种作物或于预留空行内补种作物的栽培方式，我国早在汉代已经创始;混作则是指在同一地块上同时播种多种作物的一种种植制度。中国农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些耕作制度有着多方面的优点：可以充分利用光热和水土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一定的组合可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一定的组合有助于消灭杂草、减少病虫害，保障农业的稳产和高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