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称帝算不算唐朝的一部分?( 三 ) _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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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分矛盾的是，该墓碑的盖文为《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而志文却为《大周上柱国怀州河内县景福府校尉李修己墓志铭并序》，碑志内容的记载日期为“大唐神龙元年九月四日” 。根据碑志材料所记载的时间可以推断，神龙元年九月正是中宗复国后的大唐政权时期，中宗复国意味着大周政权的覆灭，其历史意义远大于武则天的去世。
另外，唐代敦煌文献也有相关记载。《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指出，“则天至景龙元年十一月，又使内侍将军薛间至潜溪能禅师所” 。根据唐代历史年号的顺序推演，我们可以判定景龙元年为唐中宗年号，即公元707年，当时正处于唐中宗时代，武则天已经于神龙元年十一月去世，那么又何来“宣口敕”之理呢?
细而推知，主要原因应为西部边陲敦煌、西州等地远离首都长安，官方敕书未能及时送达，故仍用武则天本人旧名。如此看来，囿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国家部分地区，尤其是帝国边疆等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域，武则天时代结束的终点也会出现下延的情况。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武则天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地位极为特殊的女皇帝，她建立了具有自身政治符号的大周政权，成为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女人。在权倾一时、独霸一方的政治光环下，我们所不知的是，武则天内心隐藏着十分强烈的负罪意识。这种负罪意识，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君权世袭的男尊女卑的思想。
虽然唐朝有着开放豁达、兼容并蓄的社会风尚，不过中国传统社会中君权世袭、男尊女卑的固有思想依然存在，社会影响十分广泛。通过考察武则天的政治轨迹，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其内心深处强烈的负罪意识，也可以分析其对政治时代始终节点的认识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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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徽六年立为皇后参预政事，到神龙元年政变退位去世，纵观武则天的政治生涯，都是在这种强烈的负罪意识的笼罩下度过的。弘道元年高宗病逝，遗诏指出立李显为皇帝，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处分。虽然李显是大唐皇帝，不过权微言轻，不能左右朝政，国家的实际政权却牢牢把握在武则天手中。
此后，大唐政治中心和实际都城便由西北长安转移到中原洛阳。至于为什么选择长留洛阳，而不定都长安，学术界有诸多探讨，观点不一。其中，马良怀先生的论述证据充分，推理有力，参考价值很高。作者认为，西京长安一直是大唐政权的政治中心，也是高祖、太宗、高宗等先帝的祭祀社翟之地。这一切对于企图谋位夺权的武则天来说，都是一种无言而沉重的精神压力，在它们的面前，武则天深感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她没有勇气去面对它们，只好远远地避开长安。唯有如此，武则天的负罪感才能得到缓释，精神上的压力才有可能减轻，她也才有勇气去实行武周革命，篡夺李氏的大唐江山。
此后，武则天又不断变易年号，从高宗去世至神龙政变，共达十八个年号。通过不断的变换年号，进而缓解自己内心的负罪感。经过佛经、祥瑞等一系列手段的大肆宣传，武则天决定彻底抛弃李唐政权，建立属于自己的新政权。于是，“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乙酉，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丙戌，初立武氏七庙于神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