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狄|辨识南吕梁白狄墓( 三 ) |白狄|墓葬

1.曲村北清理西周、春秋时期墓葬641座， 47座墓葬随葬玉圭3、石圭65 ，共68件， “每座墓少则1件，多则2、3件，最多6件” 。
2.晋侯墓地西周晚期的M62 ， “椁室东西两侧散乱有铜鱼、蚌贝及小石圭，数量达600余，原应为椁饰” 。另原报告图一〇“M62棺椁平面及器物分布图”中有48、89、90、92石圭，可能是大石圭。
3.上马M13有大小不一16件石圭， “在人骨的头前” 。
4.上马墓地1373座墓葬，第三章“随葬器物”的第四节“玉、石、蚌器及其他”中统计随葬圭共685件， “随葬圭的数量，少者1件，多者可达30多件，一般3～5件左右。根据质地不同可分为石、玉、蚌、陶、铅矾土等五种”；第九章“结束语”的第五节“圭的使用及其规律”提到：“上马墓地244座墓葬中，共出土玉、石、蚌、陶等质地的圭680余件。 ”圭是贵族身份的象征，用于区分尊卑（表一），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用圭制度发生了很大変化，上马墓地同时期墓葬中有着比较明显的反映，一些第三等级的小墓葬中已多见用圭随葬，石、蚌质地的圭被大量使用，圭的制作逐渐粗糙，形制多不太规整，形式多样化。春秋中期，前期各类型圭继续使用的同时，又出现不少新的类型。小型墓葬用几种形式的圭，少者三五件、多者二三十件随葬的现象成为普遍现象。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用圭随葬之风仍然流行，但圭的制作更为粗率，玉圭数量减少，类型也趋于简化，主要流行甲Ab型和乙C型两种石圭” 。
再说瓦窑坡M30与M29不同时，自然不大可能是夫妇异穴合葬墓了。而程村、上马等晋系墓葬大都随葬B类铜鼎， A类仅见于上郭1975M17；M30是五鼎墓伴出铜簋4件，但这4件铜簋有圈足簋和平底簋各2之分；M29也是五鼎墓但仅伴出1件铜簋；还有M29铜鉴2为M30所不见， M30铜簠、壶各2为M29所不见， M29、M30都没有随葬陶器，更没有像以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上马墓地为代表的晋系贵族墓葬随葬玉、石圭等，因此墓主人应该是不遵守周代礼制的非晋系。由于瓦窑坡地处南吕梁，那里遍布着以农牧混合经济为生业的戎狄，这就使我作出与戎狄有关系的认识。
隰县庞村发现晚商殷墟一期的铜器墓，表明“至少在殷墟一期左右，商文化的中心区域已经与吕梁山地保持了较高等级的文化交流” 。在晚商时期，山西西部高原地区为方、土方所占据，吉县上东村墓葬最新的研究成果又认为到了西周早、中期。到了西周晚期，杨宽在《西周史》里引用了史伯对郑桓公说的一段话， “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 ，他相信韦昭注：“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 ”史伯列举北方九个较大的方国，除了卫、燕两国是周朝的封国外，其余七个都是狄族方国， “足见当时北方戎狄势力之盛。在今山西北部、东部的，主要是赤狄……蒲即后来晋的蒲邑，在今隰县北” 。杨宽所说的“主要是赤狄” ，值得我们注意。
由于生业不同，晋与戎狄“杂居”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使言于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埸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 ’使俱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晋侯说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 ”就是最好的说明，但其中“狄之广莫，于晋为都”的“都”文义不合，当为“邻”（隣、鄰）之讹。今取《金文编》卷六“都”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之“邻”对比后就可以看出，两字极易混淆（图六），所以修正为“狄之广莫，于晋为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