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罗马人认识外部世界的方法非常的简单粗暴 , 那么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却颇现代 。 格里指出 , 无论是维吉尔还是李维都能认识到 , 罗马人自己是从不同的蛮族中演化而来的 , 是政治融合的结果 。 换句话说 , 罗马人是一个制度性、法律性和政治性的存在 。 其他的族群是地理、文化和语言的“奴隶” , 他们的身份是与生俱来的 , 而只有罗马人才是选择的产物 。
文明共同体?还是血缘共同体?
这种看法 , 不得不让人联想起现代法国人和瑞士人的民族观 。 比方说在1882年法国人类学家勒南在索邦大学发表过一场著名的演讲 , 题为《民族是什么?》 。 勒南提出 , 构成一个民族的根本性要素是其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愿 。 民族就是社会契约 , 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体以理性、自愿的方式所组成的集合(勒南的这一观念很好的对应了法国的现实——法兰西民族并不基于语言、血统、种族、地理和文化标准之上 , 而是政治与社会构建的产物) 。 如果一个罗马人见到勒南的这篇演讲 , 一定大加赞同 , 认为这说的就是罗马 。
这种内外观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时候 , 又被基督教徒们进一步强化了 。 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既继承了古典民族观 , 又继承了以色列人的衣钵——以色列人恰好自认为也是由与上帝的约定构建起来的 , 而非仅仅是个血缘团体(当然 , 由于传教的需要 , 基督教徒们也需要看轻人们的先天身份) 。 “拉丁教父们把上帝之城的子女们看作是一个根据律法构建出来的社会群体 , 这个群体与罗马人和以色列人一样 , 都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 。 ” 。 至于蛮族 , 自然都是卑贱的自然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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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特王国与罗马之间的战争 。
到了古代晚期 , 发生了两件事 。 一是非公民与公民界限的消失 。 帝国境内所有人是被皇帝的一纸诏令统统授予公民身份的 , 帝国已经腐朽堕落 , 公民身份所蕴含的那种契约共同体精神已不复存在 。 而既然如此 , 人们开始迅速收缩到地方认同和血缘认同上 。 第二件事则是帝国为了军事需要 , 允许大量的蛮族进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和社会生活中 。 这些新来的蛮族的自我认知受到了古典民族观的重大影响——他们虽然拥有武力 , 却居于“文明”下游 , 为了抬高身份 , 就必须寻找一个古老而荣耀的祖先和历史传统 。 这种荣耀当然只能在古典作家的历史典籍中找到 。 格里认为 , 古代晚期历史学家卡斯多里乌斯宣称 , 他“把哥特人的起源变成了罗马史” , 就是这个意思 。
在以上两件事——罗马人的契约、法律社群意识消失 , 蛮族有意识的通过将其集体记忆“世谱化”和重新勘定源流等大规模的文化动员来构建一个血缘共同体(这是早期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推动下 , 古典民族志中的内外差别逐渐模糊、消失 , 罗马帝国分裂成一个又一个血缘和地方团体割据的世界 。 这样 , 古典民族志所依据的世界虽然消失了 , 它塑造的世界观却永久遗留在了现实中 。
【帕特里克·格里|追寻共同血缘:欧洲族群意识的中世纪想象】格里接着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指出 , 在罗马帝国后期和崩溃后 , 各族群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有很大的改变 , 但是族群的名称却没有发生改变(这是因为不断的被不同的人借用、攀附的缘故) 。 “这些名称就像舰艇一样 , 在不同的时间里装载着不同的内容 。 名称是可更新资源 , 它们能说服人们相信连续性的存在 , 即使不连续是活生生的现实 。 ”他的结论如下——“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欧洲族群的历史不是关于最初时刻的故事 , 而是关于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的故事 。 它是一个关于盗用和篡改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名称和表述来创造现在和未来的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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