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宏林说 , 在7、8号祭祀坑里 , 发现了大量造型独特、精美又暂时无法定名的文物 。 7号祭祀坑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最为独特 , 该青铜器网格为浑铸法打造 , 却在网格中存放了一件椭圆形玉石 , 推测可能刻有符号或者覆盖丝绸等 。 8号祭祀坑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立人像、铜龙、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神殿形器盖等文物 , 造型均为中国青铜时代前所未见 。
3 祭祀区研究成果丰硕
随着考古现场发掘的持续进行 , 出土文物清理及保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
【三星堆|前所未见!三星堆遗址文物再次重磅“上新”】据了解 , 清理工作按照《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清理)规程》等多项制度和规范 , 从操作行为、分析检测标准、清理流程、成果指标等方面实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
据介绍 , 通过保存环境电化学监测 , 探索环境与青铜器腐蚀的关系 。 采用显微观察 , 发现多件残存丝绸遗迹以及玉器制作、使用痕迹 。 利用显微CT、扫描电镜能谱、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对部分典型青铜器、玉器基体、锈蚀产物结构和成分、铸造工艺做了初步分析 。 这些研究为文物保护修复措施提供依据 , 为文物信息和价值阐释提供科学支撑 。
例如 , 整理阶段 , 经过精细、规范化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 , 使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及金面具、金面罩等一批“重量级”器物实现“站立”并面向公众展出 。 目前已经清理青铜器77件 , 玉石器120件 , 金器44件 , 象牙678根(段) , 象牙雕刻残件46件 。
此外 , 采用显微观察发现出土的20余件青铜器、象牙表面发现了纺织品赋存;发现4号祭祀坑灰烬层残存纺织物及丝线痕迹 , 采用酶联免疫技术发现4号祭祀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 。 通过X射线探伤、CT扫描等现代检测技术 , 发现3号祭祀坑出土小铜人像采用芯骨铸造工艺 。 运用显微观察、高光谱和微纳CT分析 , 初步判断4号祭祀坑灰烬层没有明显分层;4号祭祀坑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 , 其中竹亚科占90%以上 , 该结果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 采用红外复烧测温方法得知4号坑灰烬层燃烧温度为400℃左右 。
值得注意的是 , 从氨基酸残留含量和微生物活跃程度看 , 各祭祀坑内有机物质存在严重降解 , 但仍然能检测到丰富的有机物质 。 其中 , 脂肪酸分析说明祭祀坑存在明显指向动物脂肪的有机物证据 。 蛋白质组学检测到黄牛、野猪蛋白质成分 , 结合商周时期祭祀特点 , 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
4 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年代
三星堆遗址自从1929年首次发现以来 , 开展了多次考古工作 , 基本摸清楚了遗址的分布、堆积状况、遗存面貌等 。 特别是1986年抢救性发掘了1、2号祭祀坑 , 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线索 , 当然也遗留了祭祀坑的年代、功能性质、埋藏物关系等问题 。
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是此次发掘成果的重要意义之一 。 考古人员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 , 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 , 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 , 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5号祭祀坑和6号祭祀坑年代稍晚之外 , 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 , 为商代晚期 , 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 , 解决了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
意义之二是多学科研究丰富了三星堆文化内涵 。 此次发掘发现了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 , 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 , 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 , 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4号祭祀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 , 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 , 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 , 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 , 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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