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轼书法的取法与变法 |书法|中国书法|黄庭坚|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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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中国书法》2020年第1期
作者 | 虞晓勇
苏轼家学深厚，学书十分勤勉，曾言：“方先君与吾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 ”又云：“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 ”（曹宝麟考订此语是苏轼早年所作）从他留下的诸多论书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对魏晋法书的敬畏以及对张、索、“二王”等前贤的追慕。苏轼以“精稳”评《遗教经》、以“超然”题晋人帖、用“高逸”赞王献之书，魏晋书法中恬淡萧散、从容不迫的精神是他品评书法的重要标准。在《题王逸少帖》一诗中，他对张旭与怀素草书疾写，故作姿态的方式，进行了批评。诗末云：“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它日不匆匆。 ”何为“不匆匆”？即草书应从容不迫而书，这种富于林下之气、蕴藉自然的魏晋书格是最为苏轼赞赏的。苏轼极推崇陶渊明的作品，也曾以陶氏诗风评价智永的书法，认为其“精能之至，反造疏淡。 ”“精能”是从法的角度，评价智永书艺之精妙，而“疏淡”即认为智永的书格达到了魏晋前贤恬淡自然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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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苏轼　行书宝月帖
苏轼对“锺王”书法评价颇高，认为“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 ”那在早年学书取法上，他是否受到了“锺王”的影响呢？从现存文字资料中，可以发现不少其习览“二王”法书的事例。从其二十二岁所作《奉喧帖》和三十二岁所作《自离乡帖》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锺王”的痕迹。尤其是《自离乡帖》与锺繇的《白骑遂内帖》）颇为相似， “遂”与“动”字几乎如出一辙。而《自离乡帖》中的“敢”“安”“在”诸字，横向舒展的笔画以及略带古拙隶意的捺画收笔，显示了锺书的特点。此外我们还发现，苏轼在竖勾、戈勾与竖画的起笔，横画的收笔上采用了逆重的处理方式。所谓逆重之法即指起笔逆锋重按的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与“锺王”明显不同。 “锺王”笔触清简而自然，不论轻与重、藏与露、转与折，均是顺锋而为。而在苏书中，逆回、逆藏的痕迹则很重，这种书写习惯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这种笔法的形成，窃以为或更多因于唐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魏晋与唐人书法的取法，苏轼更偏于后者。他认为到了颜、柳，不仅融集了前代的笔法，更在此基础上， “极书之变” ，故此“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 ”唐人开启了一种新变的规范，这种规范无疑对于重思变的苏轼更具有一种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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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苏轼　行书治平帖
苏轼对唐人书法的取法，一般会提到颜真卿、徐浩与李邕。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九《跋东坡自书所赋诗》云：“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年乃喜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 ”这段文献常为后世研究者反复引用，但如细究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其一，苏轼学习颜真卿是否在中年（其卒年六十六，中年至少应在四十岁以上）？其二，时人与后人屡称苏轼学习徐浩，为何苏轼本人并不认可？从苏轼二十四岁所作的《奉喧帖》和三十岁的《宝月帖》（此帖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苏轼墨迹书作）中，明显可以看到颜真卿的影响。如《奉喧帖》中“大”“奉”“书”“次”“意”等字的笔意均可见《争座位帖》的影子，而《宝月帖》中“事”“及”“问”“胜”诸字的体势也分明是颜体。所以从苏轼的学书历程看，他早年受到了“锺王”与颜真卿的共同影响，颜字宽博的体势、厚重含蓄的笔法，对苏体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于“中年喜临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这句文献的内涵，并不是说苏轼到中年才学习颜书，而是讲经过长时间的临池积累后，他最为颜书清雄的气质所吸引，在临习中也更注重提炼颜书之“神” 。须臾间随便临写一下，便把颜书之“神”（“本”）展露了出来。对于取法徐浩的问题，一直颇富争议。黄庭坚的题跋说得很清楚：“规摹徐会稽” 。但偏偏苏轼自己并不承认，他说：“昨日见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 ’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谓似徐书者，非也！”不仅苏轼自己不认可，苏轼之子苏过也是极意否定。他说：“（轼）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这是一段公案。按苏、黄如此近密的关系，自然不会妄语，那为何他的观点会与苏家父子相抵牾？曹宝麟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他认为，这与黄庭坚对于徐浩的评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