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岗前 , 领导要求Kiyo每两周返回上海报到一次 , 而这也给了她更多观察两座城市的机会 。 在济南 , Kiyo就职的办公大楼远离市中心 , 人们对于穿搭并不过分关注 , 即使身穿法兰绒睡裤上班 , Kiyo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妥;而在上海 , 她会被周围环境推着购买大量的戒指、耳环、珍珠等饰品 。 有时候 , Kiyo会在穿梭于两座城市时产生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从济南返回上海时 , 她会觉得自己的穿搭远不如办公楼前的保安精致;而从上海回到济南 , 她又会特意穿搭素净的服饰 , 以免成为同事议论的焦点 。
Kiyo是身边朋友中唯一一个放弃了大城市高薪工作、宁愿降薪也要回到家乡的人 , 不少朋友听了她的决定后 , 大为震惊 , 有些则直言不讳地说她“疯了” 。 面对诸如此类的言论 , Kiyo不愿辩驳 , 在她看来 , 人生该明朗之时 , 自会明朗 。
与在上海时的生活相比 , 住在济南无疑是惬意的 , Kiyo可以时时陪伴在父母身边 , 也不必承担租金压力 , 下班回家能吃到热乎的饭菜 , 周末还能享受到父母的加餐 。 为六个月后能延续这种幸福 , Kiyo在济南工作期间 , 还曾试图另寻就职机会 。 在西班牙读书、在西班牙企业工作的经历让她将就业目标首先放在了外企上 , 但所有求职信息最终都石沉大海 , 还有部分求职信息是已读不回的状态 。
Kiyo终于被迫承认 , 济南的经济发展程度远不如上海 , 如果选择继续在互联网企业工作、继续在行业深耕 , 她只能选择返沪工作 。
(图/《北京女子图鉴》)
故乡 , 已经变成“回不去的故乡”
回到四川后 , 李希含经过多次面试 , 终于以编导身份顺利入职了一家企业 , 但她在入职后却发现同事之间内斗厉害 , 沟通不畅 。
当时 , 李希含的工作职责是写短视频剧本、约演员拍摄、同后期人员沟通剪辑思路 , 再配合宣传部门的同事进行推广等 , 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 。 在北京 , 拍摄一条剧情向的短视频需要两天 , 有时甚至只需要一天 , 但在老家 , 拍摄一条短视频却需要近一周 。 如此大的时间差不是因为内容变得更精致了 , 而是因为人员经常跟不上 , 有些演员的排期要排到一周后 , 已经拍好的视频经常会在剪辑阶段被搁置 。
缓慢的工作节奏让李希含倍觉抓狂 , 也让她的包容度不断下降 , 她曾因后期同事无法快速出片而和对方大吵了一架 。
工作不顺之外 , 每天萦绕在耳边的家长里短也让李希含感觉很焦虑 。 从北京离职回到老家后 , 她似乎成了“人人喊打”的那一个 , 有人怪她不能吃苦逃回老家 , 有人怪她离职失去了晋升的绝佳机会 , 还有人怪她当初没有考公 , 而是成为了工薪阶层中的一员 。
在这样压抑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下 , 李希含选择在春节过后再次踏上前往北京的列车 。
(图/图虫创意)
广州人瑜仔曾经历过类似的阶段 , 她在香港结束研究生生涯后 , 在那里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 , 后因签证问题返回家乡广州 。 阔别三年返回故乡 , 瑜仔记忆中的广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这座被称为“妖都”的城市变得繁华、拥挤 ,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会聚于此 , 大街小巷中随处可以听到带有不同口音的普通话 。
瑜仔自小生活在粤语环境中 , 她的父母以及周边亲朋都是流利的粤语使用者 , 及至赴港读研 , 粤语环境变得更加纯粹 , 教学用语也变成了粤语 。 在如此强大的语言环境下 , 瑜仔的普通话委实算不得标准 , 以至于她在返回广州一段时间内 , 都无法适应一些非粤语的交流环境 。 不仅如此 , 当她试图用蹩脚的普通话与同事交流时 , 她那一口带着明显“港味”的普通话也不时会招来有些人的调侃 , 因为无法迅速理解某些普通话发音 , 她做的会议记录也经常漏洞百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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