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进|仕与隐：杜甫天宝前后的两次移居长安

天宝前后，杜甫的两次移居很值得注意：一是约开元二十九年(741)从位于洛阳之南陆浑山的陆浑庄移居到洛阳之东首阳山的土娄庄，二是天宝十三载(754)移居到长安杜曲。两次移居，杜甫的心态颇有不同。移居土娄庄后他曾云：“幸遇圣主，愿发清机。”(《祭外祖祖母文》)实为追求仕进之途的开端。移居杜曲时则云：“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似标志着这条路的终点。但是，他从离洛阳城内稍远的陆浑庄移居到近郭的土娄庄，再转移到京师长安，在空间上呈现为向政治中心逐步趋近的轨迹。这样来看，他的两次移居就显得颇意味深长。
从陆浑庄到土娄庄
杜甫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自云，他于开元二十九年或稍前在首阳山祖茔旁边筑建土娄庄居住。笔者曾撰《杜甫在洛阳居地的转移与心态的转变》一文，认为他乃从距洛城稍远、位于其南陆浑山的陆浑庄移居到了近郭的首阳山土娄庄。
他移居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心态上由隐居漫游转向追求仕进乃是其中主要者之一。如移居土娄庄后不久祭奠外祖外祖母时，即郑重表达了“幸遇圣主，愿发清机。以显内外，何当奋飞”(《祭外祖祖母文》)、打算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志愿。杜甫欲追求仕进，为什么要移居？这涉及唐代文人别业和其生活之间独特的关系问题。我们可通过诗人李颀的例子来窥其一斑。李颀在洛阳的居所可知者有东川别业和东园两处。他在《晚归东园》诗中写道：“出郭喜见山，东行亦未远……请谢朱轮客，垂竿不复返。”《放歌行答从弟墨卿》诗云：“虽沾寸禄已后时，徒欲出身事明主……由是蹉跎一老夫，养鸡牧豕东城隅。”这是描写他在东园的生活。《不调归东川别业》诗云：“葛巾方濯足，蔬食但垂帷。十室对河岸，渔樵只在兹。”《缓歌行》云：“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这是描述在颍阳东川别业的生活。对比两者大致可见，东园在洛阳东郭外，李颀在此居住时主要是一种欲追求入仕的心态，可兼顾隐居和城内交游两种生活。东川别业在颍阳，距洛城稍远，他在此居住则主要是闭门读书和不调后长时期归隐的心态和生活状态。从李颀的两种别业生活中，不难窥得居住地和文人生活之间微妙的关系。杜甫在欲开始追求仕进之时，从距离洛城一百多里的陆浑庄移居到三十里上下的土娄庄，应该也有这样一层原因在其中。
从洛阳到长安杜曲
杜甫《夏日李公见访》诗云：“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云：“轗轲辞下杜，飘飖陵浊泾。”表明他后来居住在了长安杜曲、下杜一带。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考他移居下杜在天宝十三载春。
这次移居，是杜甫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此前移居土娄庄，是其人生追求从以漫游隐居为主转向以仕进为主的标志，天宝五载(746)赴长安则是这一转变从心态层面走向实践的开始。天宝五载以来，杜甫在长安求仕虽然不顺利，但也不至于丧失希望。九载、十载向玄宗献《三大礼赋》、诏试文章失利，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其事详见《进封西岳赋表》)。因为，在已深得玄宗赏识眷顾的情况下，权相李林甫都能作梗，使他依旧无法入仕，以后还可能有更好的机会吗？所以杜甫自料此生将与仕途无缘，绝望地表示欲“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
不过，这只是移居长安之举的内涵之一，它还有另一层内涵。稍前，献赋、诏试文章失利后杜甫曾表达欲隐居终老的打算：“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杜甫的故里在洛阳一带，如真想彻底隐居终老，那里无疑是最理想也最便利的选择。但他最终选择的却是长安。费此周折从洛阳移居到长安，其实透露出他骨子里还是放不下仕进，当然仕进与他对国计和黎民的牵念息息相关。我们可对比岑参。岑参开元年间在洛阳一带有嵩阳别业等居所，他在《感旧赋并序》中云：“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他大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移居长安终南山双峰草堂，天宝三载(744)进士及第。岑参移居长安的时间颇值得注意。因为玄宗前期常巡幸东都洛阳，以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返回长安为界，以后没有再到过洛阳。这意味着，开元二十五年之后，随着朝廷巡幸的不再，洛阳的政治氛围开始减弱。岑参当时正处于追求仕进状态，他以前常出入洛阳、长安二郡，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则主要需出入长安一郡，移居长安显然是为了“献书阙下”之便。杜甫在天宝十三载移居长安，应该说也有着和朝廷所在地保持接近这样一层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