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书法中的“生”与“熟”

中国的艺术是很矛盾的,主张“似与不似之间”、追求 “下笔沉着痛快”,既强调“人书俱老”,又追求“天真稚气”。看似很矛盾,却蕴含着许多哲理。
“生“与”熟”和“老”与“稚”的意思很相似,在书画理论中经常被提及。在书法创作中,有是一种观点叫作:“熟后生”和“不工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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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其实就是拙时,就是老时。这句话看似很矛盾,其实包含了学书的过程和不同的境界。董其昌说:“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他还拿自己的书法和赵孟作了比较,认为赵孟的书法很娴熟但是学不好容易媚俗,同时还不忘凡尔赛一把,表扬自己的书法因为有“生”的感觉更有书卷气。
这里的“生”,就是“熟后生”。相反,如果由于对笔法的过度熟练,很容易在笔致的习惯性流走中,失去其内在的节奏律动,失去内心的依据和因凭。熟后求生,其实就是以生破熟,也是以生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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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熟,熟后生。第一个“生”是笨拙,由笨拙而能逐渐掌握规律法度,进入到熟练的境地,然后还要追求熟之后的生。这个“生”是若拙,而不是真拙。这种“生—熟—生”的三段论模式,被许多书论家所乐道。
明代汤临初说:“书必先生而后熟,亦必先熟而后生。始之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径,不随世俗,新意时出,笔底具化工也。”熟后的“生”,才是真正进入到大化的境界,进入到一种老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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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姚孟起说:“书贵熟,熟则乐;书忌熟,熟则俗。”姚孟起并没有否定“熟”的意义。用笔只有达到娴熟的程度,书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转折自如,才能意到笔随,心旷神怡,这就是“熟则乐”。
但又不能停留在“熟”的阶段,“书忌熟”是指熟练过分,而不假思索,信手挥洒,看似流畅,却成了一种习惯性动作,一种习气,缺少变化,显得平庸俗气。所以,精熟固然是需要的,但不能停留于精熟而成为程式化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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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过庭有一段名言:“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人书俱老”的“通会之际”,就是“复归平正”的老境。
赵之谦曾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工者为最工。”不学书、不能工并不是完全不要学习,或完全抛弃法度,而是对熟练法度的一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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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钟鼎、秦汉金石、北魏碑版的书法,之所以高于刻意求工、专于摹仿之类书法,就在于不假造作的“拙”境与“老”境。刘熙载也说:“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说得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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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后生、巧后拙,都是一种“老”,都是为了追求自然的天趣,是一种对生命偶然性的恢复,也是一种对生活程式化的反叛。中国的美学很少谈“美”,多言“妙”,这和老子哲学有关。
所谓神来之笔,妙不可言,就是强调一种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重复性。过分熟,就意味着精巧过度,就太注意雕琢,所以,熟和巧是对偶然性的破坏。明代孙鑛说:“凡书贵有天趣。”中国书法重视自然浑成,妙得天趣,就是追求不期然而然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