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敦煌壁画被“搬”来武汉了(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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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复制敦煌西魏第285窟内，一参观者看完沉思。
杨秀清介绍，初创前期，壁画以土红为底色，人物造型健壮，比例适度，穿西域式衣冠服饰，面部与肢体晕染采用西域表现明暗的凹凸法，以表现人物面部和肢体的立体感，此时色彩质朴厚重、线描细劲有力。这是中原传统艺术和西域艺术的结合。后期壁画为两种风格，一种风格大体继承前期特征，传自西域的晕染法又有新的发展；另一种风格的壁画以白色为地色，人物身材修长，相貌清瘦，眉目疏朗，神情潇洒，风骨飘逸，穿汉式方领深衣大袍，面部以民族传统晕染法在面颊涂红色，此时色彩清新明快，线条秀劲洒脱，运笔疾速，富于韵律感，这种风格是传自于中原的新风。
隋唐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最辉煌的巅峰，即进入敦煌艺术的中期。此时石窟建筑、彩塑、壁画所表现的世俗化、大众化、多样化，都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体现。壁画艺术经过隋代的探索，唐代臻于娴熟精湛。唐前期人物丰浓，肌胜于骨，色彩富丽，线描采用自由豪放的兰叶描，绘画呈现一派雄浑健康，生机勃勃的气派。吐蕃占领敦煌时期，色彩明快清雅，线描精细柔丽，人物性格刻画细腻，构图严密紧凑，形成精致淡雅的风格。至晚唐出现公式化的趋向，开始缺少意境和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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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入口。
莫高窟晚期洞窟是在五代、宋、西夏、元时期。晚唐武宗、后周世宗两次灭佛使佛教遭到沉重打击，佛教各宗派已日趋衰落。唐中叶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陆上丝绸之路趋渐衰弱。上述诸多因素影响下，敦煌石窟佛教艺术也呈衰退趋势。但五代、两宋时期统治瓜（今安西县）、沙（今敦煌市）的曹氏归义军政权经济、政治、外交、举措得当，宗奉佛教，设置画院与伎术院，形成了院派特色，石窟佛教艺术仍显繁荣景象。西夏、元时期受到中原绘画艺术与藏传密教艺术的影响，也不乏精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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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主题图。
采访人员注意到，敦煌中晚期的壁画仍以佛教题材为主，但也有与佛教有关的历史题材壁画，如《张骞出使西域图》《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
初唐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是一幅佛教史迹画。自魏晋以来，佛教徒为了传播佛教，把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获得匈奴人“祭天金人”的历史事件加以附会，作为佛教传播的历史。此图共有三个场面，右上为汉武帝甘泉宫礼拜金佛，下部是汉武帝送别张骞，左上为张骞持旌节远赴大夏。全画以汉武帝送别张骞为主体，汉武帝骑马相送，身后大臣相随，侍者张盖。马前跪者为张骞，持笏作拜别状，身后侍者持旌节，牵马跟随。虽然内容有附会演绎之说，但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功绩却是真实的，故仍不失为一幅珍贵的历史人物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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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
晚唐《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绘制于莫高窟第156窟南壁，为张淮深纪念其叔父张议潮所建之功德窟。唐大中五（851）年，唐宣宗敕封驱逐吐蕃收复河西的张议潮为河西十一州节度使。此图便是他受封为节度使后出行的仪仗场面。画面长卷式构图，全长8.5米，主要由仪仗先导、张议潮骑马过桥、辎重后勤部队，三部分构成。画卷中人物逾百、骏骑八十余，出行队伍旌旗飘扬，延绵浩荡，显示了这支队伍的严整军仪和威武雄风，是一幅珍贵的历史画卷，呈现出时代和地域的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