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古代中国人防治瘟疫的奇思妙想，今人仍然有借鉴李时珍|明代|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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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汉张仲景名著《伤寒论》问世至明清时的温病学派，治疗瘟疫的专着有数百部。如明代沈之向的《解围元薮》为中国第一部治疗麻风病专著，明末陈司成的《霉疮秘录》为中国第一部诊治梅毒病专著，清代张璐的《伤寒缵论》、《伤寒绪论》和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戴天章的《广温疫论》、汪期莲的《瘟疫汇编》、余霖的《疫疹得》等对伤寒、疟疾、肺结核、天花、白喉、麻疹、麻风、痢疾、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症状和治疗均有论述，为传染病的辨证、治疗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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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至于对瘟疫的预防，早在战国晚期的《黄帝内经》中已明确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金元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更明确提出：“与其救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病之前。”可见，中国的古人、中国的传统医学非常重视未病先防，提出了许多预防瘟疫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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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隔离措施：在秦代，已设有疠人坊，专收麻风病人，进行隔离。《汉书·平帝纪》记载有“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的隔离疫疠措施。南北朝范晔的《后汉书》记载：汉桓帝延熹五年(162年),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当时就设有“庵卢”(野外传染病院)，对疫病患者实行隔离。《晋书王彪之传》云：“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明代萧大享《夷俗记》说：“凡患痘疮，无论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见。”清代熊立品在《治疫全书》中提出瘟疫流行时节的“四不要”原则：“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通过隔离病人，可以防止传染病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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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物防疫：古代药物防疫的方法很多，有口服、佩带、粉身及悬挂等。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治疗和预防传尸病(肺结核)，可服用金牙散；还介绍“绛囊盛带之”以驱辟秽气。元代滑寿在《麻疹全书》中提出：在麻疹流行季节，可服用消毒保婴丹等预防。明代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列有“屠苏酒”方，“饮此酒以辟瘟疫邪气”;并介绍一种“断瘟疫法，令人不相传染，密以艾灸病人床角各一壮，勿令人知。秘法也。”《诸病源候论》也认为，对于温病可“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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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熏蒸消毒：《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凡驱蛊，则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薰火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薰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清代罗世瑶在《行军方便便方》一书中说：“将初病疫气人贴肉布衫，于蒸笼内蒸一炷香，久则全军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