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明朝，襄阳自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元1639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和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围绕着襄阳也进行过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因为丢失襄阳，杨嗣昌走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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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天，诈降的张献忠重新起义。
崇祯得知后怒不可遏，派总兵左良玉进攻，但是被张献忠打得丢盔卸甲，只留下几百残兵败将逃回。
气得崇祯帝把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务，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镇压张献忠。
杨嗣昌是个战略眼光独到的军事家，他拿了崇祯帝的尚方宝剑，率领了10万大军直奔襄阳，并且派使者通知襄阳驻军坚守待援。
张献忠也知道襄阳的重要，张献忠半路抓住了杨嗣昌的使者，让自己的义子李定国带着使者身上搜出的公文、令牌，混进了襄阳。
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兵士在城里好几处放火，跟城外的大军里应外合夺取襄阳，然后直奔襄王府，杀了襄王朱翊铭。
张献忠攻破襄阳的消息传到了四川，杨嗣昌惊得目瞪口呆，他知道崇祯不会给自己好果子吃，干脆畏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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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古代，就是到了近代，襄阳战略地位依旧重要。
1938年武汉沦陷后，此地成为湖北正面战场的最前线，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对中国军队来说，襄阳是坚持持久抗战、保护大后方、组织战略反攻的重要地带;对日军来说，它是进攻川陕、保障大陆交通线安全的必经之路。
所以，抗战中后期，中日两军在此地展开多次争夺，其中大规模的会战就有四次。枣宜会战、随枣会战，老河口保卫战、豫西鄂北会战的主战场都包括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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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襄阳会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时间上看，四次襄阳会战贯穿了从1939年到1945年的整个抗日战争中后期，体现了抗战相持阶段中日两国在政略、战略上的变化。
综上所述，襄阳“华夏第一城池、兵家必争之地”真是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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