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锐评｜姜文电影中的“太阳”与复调叙事姜文|太阳|电影|成长|部队|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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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电影中的“太阳”与复调叙事
引言
《阳光灿烂的日子》与《太阳照常升起》分别是60后导演姜文在1995年与2007年拍摄的两部影片，前者讲述了文革后期部队大院中一群孩子的成长故事，后者则在更广的时间与地域跨度内对两代人的命运予以关照。作为承载姜文个体化记忆的作者电影，两部影片具有明显的接续关系，无论是“无父”状态下少年的成长迷茫与弑父行为，还是为男性成长服务的女性群像，都可以回溯到姜文的少年时代，并从中找出文革的深刻印记。然而，姜文的文革情结不在于以影像重现历史，通过对“旧”的批判宣告“新”的正当性，而是要用高度主观化的个人记忆与复调色彩的叙事，完成对文革官方话语的解构与对历史、真实等观念的反叛。
本文从姜文的早年经历切入，对其成长环境与文化氛围做必要铺陈；随后对影片中的少年成长历程与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并从中找出大院生活、样板戏等文革记忆对姜文电影创作的影响；最后在叙事层面上剖析两部电影，从姜文的叙述姿态中探寻他对于文革历史的态度。
”
姜文其人——部队大院中的“红色贵族”
姜文于1963年生于河北唐山，父亲是参与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人。姜文六岁前住在唐山，由姥姥照顾，六岁后则回到父母身边，随父亲的部队生活在贵阳，十岁后全家人至北京定居，早年的漂泊动荡就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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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姜文成了大院子弟中的一员。大院子弟，即建国后在党政军机关大院生活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辈是深受社会尊敬的“支左”解放军，自己则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 ，享受着作为“红色贵族”的身份特权， “哪怕在全民封禁的年代，他们可以带着‘批判’的名义，通过父母关系、单位便利看内参片，借阅禁书，偷听敌台，所冒的风险大大小于普罗大众。 ”厦门大学,2014:29.]彼时，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激烈的批判与斗争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但对于少年姜文来说，部队大院相对封闭的环境与忙于革命的父辈为他提供了一个自由成长的“管制真空” ，他的青春，也由此充满了种种浪漫的元素：灿烂的阳光、肆无忌惮的逃课、《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红色氛围的耳濡目染，革命情怀的持续发酵，使姜文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与生活记忆，他的文革情结发酵成型，并影响了之后一系列的电影创作。
父权缺位——少年的迷茫与反叛
尽管《太阳》因人物背景缺失与超现实主义手法而显得晦涩难懂，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两部电影中找到共同的母题——父权缺位下男性的成长。考虑到两部电影的接续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将马小军与李东方视为同一个人，或者处于“无父”状态的同一群男性，由此从影片中梳理出少年由迷茫、在痛苦中成长直至最终弑父的完整历程。
同为大院子弟的马小军简直就是姜文的翻版，《阳光》通过对马小军逃课、打群架、偷看内部影片等情节的细致刻画，真实地再现了姜文记忆中阳光灿烂的青春。影片开头，卡车拉走了一批批的成年人，比马小军们稍大的青年人或去往农村，或奔赴部队，北京城属于了这帮少年。当父辈们奔赴革命时，在家的母亲与学校教师也未能承担起教导的职责：马小军母亲歇斯底里的哭骂，她声称自己有文化、有教养时将毛巾甩在地上的粗俗行为，使她不仅无法为马小军的成长提供指导，反而成为儿子同情、帮助的对象；教师在课堂上受尽学生的捉弄，教学秩序不时被闯入教室、踢碎玻璃的革命者与学工学农活动打断，种种行为消解了教师的神圣性，为马小军的逃学提供了前提。由此，文革这一民族、国家的历史浩劫，成为了马小军们恣意而放纵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