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黄等人都在努力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 因而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呼应 。特别是彭慕兰撰著的《大分流》中文译本于2003年出版后 ， 在中国学术界又引起了热烈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 ， “大分流”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 是因为它以独特的视角加入了一场有关中西经济发展道路的大讨论 ， 大胆颠覆了西方经济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趋向” ， 指出直到1800年 ， 世界经济的中心并不像许多西方学者所想象的那样仅仅只在西欧 ， 如《国家的财富与贫困》的作者戴维·兰德斯就认为西欧早在工业革命出现以前的好几个世纪就已经具备许多超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 。
彭慕兰教授通过对东亚的中国 ， 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状况和人口条件的详细分析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 ， 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并不比亚洲具备更多的现代化优势 ， 只是由于在欧洲核心区 ， 煤的大量开采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等极其偶然的因素才将西欧的发展推上了与中国不同的道路 。《大分流》作为一本以破为主的重估历史之作 ， 它不仅强调全球性的关联和大跨度的比较 。
而且也一反比较经济史著作的惯常设问方式 ， 不是质疑为何中国的江南没有如英格兰那样来一场工业革命 ， 而是追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发展成为中国的江南？同时 ， 《大分流》一书旁征博引 ， 视野开阔 ， 大量运用了法国新史学 ， 尤其是年鉴史学派的创意 ， 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引入到中西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 ， 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 ， 同时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 。另一种意见认为 ， 《大分流》一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 ， 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 ， 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 。
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 ， 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五大变化的证实 ， 把英格兰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 ， 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 ， 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 也就是尽量贬低英格兰的发展 ， 而尽量提高江南的发展 。其实 ， 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 ， 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
还有学者认为 ， 《大分流》的研究风格 ， 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 ， 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 ， 且有某种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 。彭慕兰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 ， 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 ， 值得重视 。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既有《大分流）说的理论过剩的问题 ， 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 。
我们没有必要割断重视制度分析的百年学术传统 ， 仍应总结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验材料 ， 特别是百年以来 ， 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实践 。同时 ， 与其把彭慕兰等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看作是一种知识革命（“范式革命”） ， 毋宁如实地坦认 ， 它是西方品牌的“更新换代”.以《大分流》而言 ， 用以解析的概念和方法 ， 无一不是西方经济学用得烂熟的那一套 ， 例如人均国民总产出、人均国民总收入、劳动日平均产出与日工资的平均收益比 ， 对货币的崇拜、对GDP和市场率的崇拜 ， 直至对人口增长的恐惧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