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郑也夫：辩论是一种公共生活 | 专访( 三 ) 社会科学|郑也夫|文章|是一种

郑也夫：中国社会中的论战从来就少，我的一个猜想是，很多中国人包括媒体的智识生活，似乎就不习惯于古希腊哲学家那种类型的论辩，很多学者和公民不擅于在公共平台上摆出价值和立场，怕得罪人。在这方面我是比较异类的，我从来是对事不对人。也许这个问题你得问他们，因为我不怎么畏惧，就不太清楚畏惧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新京报：你曾经提出过的一些看法，会随着时间推移，改变立场，推翻原先的说法吗？
郑也夫：我大概只记得一个。可能是我最早自己察觉了，马上认识到了当时的想法错误，就更改了观点。当时讨论的是高校录取的比例，讨论有多少考生做分母，有多少人录取做分子，总之录取率非常低，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考生压力很大，于是社会上就产生了很多函授大学、工人夜大等学校。
我曾经写过一篇杂文，说这样的学校不要办，办教育还是要正规一点，正规高校教育可以扩招。但我自己记得，这句话说过没多久，国家真的开始了扩招政策。我马上就醒悟了，中国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中国需要更多的是好的技工。在“反扩招”这件事情上，我的观点有些反复，但总体来说是非常稀少的。而关于职业教育，我后来写了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专门谈这个问题。
新京报：因为发表时评，你早年也受邀当过北京交通顾问，策划并主持过电视台的节目。你怎么看待学者发表的时评文章对社会的影响？
郑也夫：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说。在言论的层面，我的观点应该说大获全胜。比如说我反对发展私车的问题，在言论的层面上没有敌手。再比如，我曾在《新京报》发了很多篇文章为“野泳”辩护，希望北京的一些公园（比如玉渊潭公园）能保留野泳者游泳的场地，没有人能争论过我。但是，在社会实践层面没有改变结果。不过作为一个言论者，我至少可以努力影响让社会的言论空间呈现多元化。这可能就是我能做到的效果了。
采访人员 | 李永博
编辑 | 罗东
【郑也夫|郑也夫：辩论是一种公共生活 | 专访】校对 |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