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悲愤交集，慨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只得先扬言要渡河进攻，迷惑金军，然后下令从郾城撤退 。当地人民拦住岳飞马，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将军走后，我们还能活吗？”岳飞悲痛流泪，取诏书给他们看，说：“我不得擅留！”岳飞下令，留兵五日，保护人民南撤 。
七月间，岳飞军退守鄂州，已收复的郑州、颍昌、蔡州、淮宁等大片土地，又被金军夺去 。韩世忠、刘光世、刘锜等军纷纷从前线撤回 。
刚从临安出发、领兵出泗上的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在宿州中金兵埋伏，军溃 。以妥协苟安为国策的宋高宗，在大敌当前，不得不战的形势下，下令抗金，但目的仍在战后求和，并无北上恢复的打算 。
六月间，顺昌之战时，枢密院颁下檄书，引录高宗的话说：“本欲为民而吊伐，岂忍多杀以示威！誓与华夷，捐除首恶，期使南北，共享太平 。”明白宣布战争只在“生擒兀术（宗弼）”，恢复南北“共享太平”的“和议” 。
高宗时刻担心战争的胜利发展，影响和议，又时刻担心将帅权大，威胁朝廷 。他对张俊说：“你读过郭子仪传么？子仪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 。”
又说：“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能享福，自身也要有不测之祸 。”岳飞始终反对苟安，坚持抗战，以“直抵黄龙”为目标，越是作战得胜，功高望重，越是触犯高宗的大忌 。
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日益尖锐，岳飞的“不测之祸”临头了 。一一四一年二月，宗弼统领的金兵从汴京再犯淮北，高宗命诸将合兵淮西，杨沂中与刘锜、王德等部在柘皋镇大败金兵，收复庐州 。
岳飞奉诏出援，兵行至舒、蕲 。
3. 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鉴赏的论文怎么写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 。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 。
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 。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 。
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
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 。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 。
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