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伟大哲学家马克思先生曾在其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笔者看来，这句话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大致有两点：第一，历史从没有所谓的假设一说，一切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客观现象，在当时都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第二，一个社会在制度上的变革通常仅需一瞬间，而在人们思想领域里的变化却需要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封面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举结束了西周分封以来诸侯割据的乱局，随之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国家，并确立了皇权至上的君主专制体制。此后，伟大的“郡县制”取代了原有的“分封制”。然而，当人们认为历史从此迈入了一个崭新局面时，传统的“分封制”所带来的历史惯性一次次又冲击着士大夫们的思想，如时任宰相的王绾率先提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王诸子，唯上幸许。”而当秦王问诸大臣“分封制”是否可行的时候，满朝文武除李斯以外均赞同王绾所讲。尽管秦王力排众议，采纳了李斯的“郡县制”建议，但可想而知“分封制”所遗留下来的隐形力量正悄然驱使着大部分士大夫们的一言一行。果不其然，秦朝末期，身负“反秦使命”的项羽和刘邦均“尽职尽责”地分封了多位诸侯和王。自此以后，虽然“郡县制”的地位愈加稳固，但“分封制”在封建王朝时代均或多或少、或变相地存在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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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内容：01、清初“三藩”割据势力的形成历史迈入17世纪中叶以后，“郡县制”的地位已然是无人能够动摇的了的，然而正如文章前面所说，“一个社会在制度上的变革通常仅需一瞬间，而在人们思想领域里的变化却需要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除此以外，“分封制”作为封建时代下的产物，尽管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但不可否认对于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快速稳固最高领导者的统治地位确实是卓有成效的。基于这一道理，清朝时期也曾存在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式“分封制”——即“三藩”。清朝初期，为了充分利用汉族降将的力量去达到统治中原的目的，清政府采取了原始而又十分有效的做法，即分封四位汉王，使其各镇一方。他们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和定南王孔有德。公元1652（顺治九）年，孔有德卒于桂林，因无子爵除。此后，清政府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尚可喜镇守广东，耿继茂（耿仲明之子）镇守福建，史称“三藩”。据史料《清世祖实录》记载，清政府建三藩的目的本为“辑宁疆圉，以宽朝廷南顾之忧”，然三大藩王受封之后，均手握重兵，各自雄踞一方，久而久之，逐渐与清朝政府相向而驰，演变成了难以约束的地方军阀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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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73（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年过花甲的吴三桂以“兴明讨虏”为口号举兵叛乱，正式挑起了清初“三藩之乱”的战火。然而，作为一地藩王，61岁的吴三桂究竟有何“资本”敢于向年轻气盛的清政府正面宣战？02、吴三桂“资本”分析自古以来，兵、马、钱、粮乃军阀势力雄踞一方的基础，敢于与朝廷正面对抗，即说明当时的吴三桂在这四点上都拥有一定的信心。基于如此，接下来笔者暂且就来对吴三桂举兵叛乱前所拥有的兵员数量来做一番简单的统计与分析。公元1659（顺治十六）年，清政府派吴三桂移镇云南时就明确指出：当兹地方初定之时，凡该省文武官贤否甄别举劾。民间利病、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奏请施行。内外各该衙门不得掣肘公元1662（康熙元）年，为表彰吴三桂镇守云南时所立下的功劳（入缅擒王、平定土司等），朝廷又谕吏部、兵部：贵州接壤云南，皆系严疆要地，且苗蛮杂居贵州接壤云南，皆系严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着平西亲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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