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在济南,寻一条爱书人的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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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中国》中的伏生
位于中山公园内的周永年雕像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采访人员黄中明 摄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采访人员 徐敏
7月中旬,在济南召开的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成为一场爱书人的盛宴,众多济南人购书、读书热情高涨,这也展现了济南这座“闻得见一城书香”的城市的风采。“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自古至今,济南人爱书的血脉一直传承,从伏生藏书,到主持官修史书的房玄龄、以书为伴的才女李清照,以及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创意人周永年,无不显现着爱书的济南城的厚重文脉。
传承中华典籍的济南人
汉文帝时期,朝廷委派晁错来到济南,跟随一名年逾九旬的老者学习《尚书》。因年事已高,这名老者已经口齿不清,其女儿羲娥将其所言转述给晁错。如此,《尚书》得以流传。这名老者就是济南人伏生。
“伏生者,济南人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专门为伏生作传。“焚书坑儒”的劫难中,他冒死将一部《尚书》藏于壁墙内。在战乱中,为保《尚书》,为了传承所学的儒学,伏生在兵荒马乱中流亡他乡,颠沛流离。待到秦亡汉兴,汉惠帝下令废除从秦朝继承下来的《挟书律》。伏生听闻此消息十分欣喜,回到济南老家后发现墙壁中所藏《尚书》已经损毁了好几十篇,只剩下了仅有的29篇。伏生凭着记忆将残书一一抄录整理,成为“天下无有”的《尚书》专家。他开学讲书,教于齐鲁之间,后口授晁错,而整理成为传世的今文《尚书》。
始自伏生,或者更早的历史时期起,济南人自古以来就有钟爱书籍与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浩长的历史进程中从未中断,并且绵延至今。《隋书·儒林传》中记载当时济南经学的盛况:“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在隋唐两朝,济南的学风非常浓厚,并且出现了一批饱学之士,房玄龄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世人皆知房玄龄是千古名相,其实他还是文章礼乐方面的巨儒。自贞观三年(629)起,房玄龄即以宰相监修国史,令狐德棻主持编修《周书》,李百药编撰《北齐书》,姚思廉编撰《梁书》《陈书》,魏徵主持编修《隋书》,房玄龄任总监修。贞观二十年(646)到二十二年(648),房玄龄还与褚遂良、许敬宗监修了《晋书》。此外,还与其他朝臣编纂了《新礼》138篇、《文思博要》1200卷、《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等史书,还撰写了《管子注》等。史料载房玄龄“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史书的总监修,开了官修史书的先河,官修史书盛况空前。
被称之为“五百年一贤”的唐代济南学者员半千也著述颇多。他除了撰写《临戎孝经》2卷、《名堂新礼》3卷、《三国春秋》20卷外,还与李峤、崔湜、张说、沈佺期等文学之士修《三教珠英》,共计1300卷,是集三教精华的长篇巨著。
这些济南人,为传承中华文化典籍和史料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
读书、藏书风气浓厚的宋元济南
宋朝时曾经在齐州为官的曾巩在其《齐州杂诗序》中写道:“齐故为文学之国。”宋初济南的学风非常浓厚,历城人田诰是开宋代讲学风气的先驱者,他在明水(今章丘)的教学听者常有数百人之多,培养了许多人才。济南学者王次翁,“聚徒授业,齐鲁多从游者”。这一时期济南出现了许多远近闻名的塾师和学者,不少均是辞官回乡后教书授徒享度晚年。济州巨野诗人晁冲之诗中曾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济南及其周边地区浓郁的读书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