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这里一片静悄悄——民国大师钱穆先生的杰出弟子余英时院士走了中国文化|陈寅恪|中国传统文化

余英时先生在当地时间8月1日早晨于美国寓所在睡梦中去世，享耆寿91岁。夫人陈淑平（民国学人陈雪屏先生之女）按照余英时遗愿低调身后事，将其安葬于普林斯顿大学他父母的墓旁，然后陈淑平才向亲友和学界透露余英时逝去的消息。
余英时先生的辞世代表了中国最老派文士的谢幕。他也是民国传统派知识分子的衣钵传人中成就和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学人。可惜有的民国知识分子终生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衣钵传人，比如陈寅恪，这是义宁陈氏的不幸，更是中国文化的文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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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胡适之的年代里，至少我们可以读余英时。”中国大陆最早出版余英时的书是1987年的《士与中国文化》，此书一度洛阳纸贵，深深影响了大量中国知识人。学中国史的人必须要通读的两本书，一本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另一本就是余英时先生的《历史与思想》。
而余英时与钱穆先生类似，对传统怀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古代“士”持同情态度。余英时把中国传统的‘士’与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比较，指出古代中国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极为相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余英时先生弟子、被称为“小余英时”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汎森院士说，余英时不仅是史学泰斗、展现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典范，也对学生处境考虑相当周到，又说自己受到其作品莫大启蒙，“好像能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一个精彩且广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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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他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西方学界皆推崇其为21世纪中国史学泰斗。
余英时在1930年出生在天津，抗战爆发后被父亲送回安徽潜山老家，9年的乡村生活让余英时先生对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有了亲切的认识，这是他与自己这一代知识人中最大的不同，他真正的体验了传统农村生活。
1949年，余英时考入燕京大学，1950年流落到香港，又在香港新亚书院又师从钱穆先生，后入哈佛大学，又师从杨联升先生。虽然师从新儒家钱穆先生，但余英时先生并不认为自己是新儒家一员，他曾解释道任何一家学说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的真理，让人们相信只有一家学说的那是宗教，比如基督教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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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反对全面彻底地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传统和现代化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必然都是势不两立的。现代化有时反而需要借助于传统中的健康力量。”
余英时先生甚至认为：“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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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一生坚持“知识人”的自由与独立，“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余英时自1978年以美国汉代研究访华团团长身份回到中国大陆访问后，至临终，再未回故土。他曾说“没有乡愁”、“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好的一面都是拜中国文化所滋养，运用的价值也是从中国来的。和业师钱穆一样，“一生都在为故国招魂”。
借陈寅恪先生旧文追悼余先生。辞曰：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