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毁坏与流失的阴影下：阿富汗文物生死劫( 三 ) |文物|博物馆|马修·艾金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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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早在2002年，纽约大学美术系教授Finbarr Barry Flood就在文章中称，几乎所有关于佛陀被摧毁的描述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他们的毁灭要从宗教文化层面追究，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这些行为都是一种被称为“伊斯兰反偶像主义的文化病态”的症状。但Flood质疑这一假设，他认为宗教的“差异性”显然不是伊斯兰教打破圣像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巴米扬大佛的毁坏只是一种基于宗教信仰的不认同，以及对偶像崇拜（idolatry）的反对，那么我们会忽视佛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和平共处的历史基础。
2008年，人类学家皮埃尔·森特利弗（Pierre Centlivres）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塔利班这一行为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毁佛行为是基于塔利班神职人员对伊斯兰教义的遵循；第二，与塔利班政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有关。他认为后者更符合现实语境。 2000年阿富汗发生全国性的水灾，导致粮食大规模减产，塔利班曾向全球发出求助，呼吁大家支援阿富汗的粮食和经济，但由于其过去的所作所为，没有多少国际组织提供援助，这激怒了塔利班，引发了后续报复国际组织的毁佛行为。 1999年7月，塔利班时任文化部长也明确表示，著名的2月26日法令看起来是因为宗教信仰而摧毁佛像，实际是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的回应，也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对塔利班政权实施的制裁以及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拒绝承认塔利班酋长国合法地位的报复。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艾玛·卢斯利（Emma Loosley）分析了巴米扬大佛被毁之后的新闻舆论指出，应当在公共场合“停止用宗教辩护的遮羞布去美化这些具有狂欢意义的破坏行为，停止将其报道为反偶像崇拜（idolatry）和抵触多神教的伊斯兰教行为” ，这样只会加深世界对伊斯兰教的误解。他引用了法国伊斯兰艺术研究方向的领军人物奥列格·格拉巴尔（Oleg Grabar）的著作称，传统的伊斯兰教实际上没有关于艺术的教义，也没有禁止具有比喻意义的图像（如佛像），而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基督徒重视神圣图像，早期的穆斯林很可能受到了基督徒的影响，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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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阿富汗，被损毁后的巴米扬大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03 尾声
在全球化的今天，为何阿富汗仍旧难以为文物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2002年，南希·哈奇·杜普雷接受采访时称，包括喀布尔博物馆时任馆长在内的许多人迫切希望文物免受阿富汗内战伤害。但现实情况更为复杂，通常涉及政治问题。杜普雷认为，一个国家有权保留其文化遗产，但应当具备确保文物安全的能力。对于像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这些国家而言，当文物安全受到威胁时，只能寄希望于大量复杂的谈判。
将文物存放于发达的西方国家，或许能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但对于力图建立独立主权的阿富汗来说，将代表主体身份、历史、文化的古物寄存在异国是危险的举措。保罗·布齐勒在采访中称，西方国家对阿富汗保护遗产的问题上存有殖民者心理。 “西方人应该承认这种文化遗产是阿富汗人民的文化遗产……阿富汗人可能会支持我们保护它，但它不属于我们。我们不能决定阿富汗人必须做什么，他们有能力且有准备地做出自己的决定。或许他们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但最终做决定的是他们自己。 ”杜普雷认为，如果阿富汗放弃保护本国文化遗产，那么承受这份悲剧性后果的就是在战火中长大的一代阿富汗人，他们对于本国文化和历史将一无所知，正如2004年重新开放的喀布尔博物馆入口处的那句话：A nation stays alive when its culture stays alive（文化生则国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