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砚渚微风，星岩朗曜王安石|吕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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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十八学士图》（局部）
据考古学家考证，砚台最早是从研磨器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这种研磨器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磨盘和磨棒中，有的磨盘带有槽臼，槽臼内还残留着研磨过颜料的痕迹。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有调色用的色盘、磨盘和磨棒，这可能就是砚台的前身。洛阳西周墓出土的长方形石板，前宽后窄，研面残留朱砂，这种石板调色器的造型和用途同后来的砚台很是接近。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木牍、墨和研石，可见，至迟到战国晚期已有研墨的砚台。汉代使用砚台比较普遍，传世的数量也较多。
在宋代，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据说当时用一方名砚竟能换来一顶七品乌纱帽，难怪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嗜砚如命，当宋徽宗赐他一方端砚时，竟兴奋得如痴似癫，将砚揣入怀中，“余墨沾渍袍袖”也在所不惜。然而，当名砚作为“雅贿”之物时，却失去了其风雅，被清正廉洁者拒之门外。
北宋初年，有一个官员想送给宰相吕蒙正一方宝砚，但知其一尘不染，怕碰壁难堪，便说要卖给他，夸耀此砚非同一般，一呵气即润，不须注水，湿润后即可磨墨作书，并说十文钱卖给您。吕蒙正顿时明白了，如此砚中之宝只要十文钱，且登门推销，其背后目的不言自明。于是，他对“卖砚者”说：“此方宝砚即使一天能呵出一担水来，也不过只值十文钱，我还是不要了。”
无独有偶，王安石也曾遇到过这样的宝砚。王安石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宝。于是，有一个地方官员投其所好，送来一方宝砚，并当面称赞宝砚的好处：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灰溜溜地走了。
拒绝“雅贿”、两袖清风的官员在宋朝不乏其人，《宋史》就有包拯“不持一砚归”的故事，说的是宋康定元年（1040年），42岁的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时发生的事。端州盛产端砚，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之机大都敛取贡数几十倍的端砚，用于赠送当朝权贵。包拯却命令制造的端砚仅仅满足贡数即可，不得借机层层盘剥，他在任期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这段佳话千百年来被代代相传，还被演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包拯离任归朝时，男女老幼不约而同地来到码头，为这位“青天”送行。一些士绅官员发自内心地相赠礼物，但都被包拯一一谢绝了。官船在一片依依不舍声中沿江而下，当来到羚羊峡时，本来万里无云、风和日丽的天空突然狂风乌云，江中浊浪翻滚。包拯感到事有蹊跷：莫非手下人背着自己私受贿赂，藏于船上？他立刻把随行人员叫来身边盘问。他的书僮连忙跪下，禀告说曾私下替大人收下一方端砚，放在船上。包拯当即命令书僮快快将砚取出。只见这块端砚，外用黄布包裹，砚身雕龙刻凤，碧绿晶莹，果然是方罕见宝砚。包拯拿起端砚，瞧也没瞧，随手将其抛入滔滔江水中。江面顿时风平浪静，云开日出。后来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一片沙洲，包裹端砚的黄布落入水里，顺流而下，变为一片沙滩，这就是肇庆“砚洲”和“黄布沙”的由来。
北宋熙宁年间，端州知州杜谘下令禁止砚工开坑取石制砚，而把砚石全部霸为己有，人送外号“杜万石”。此人贪得无厌，居然还打发人去羚羊峡江中打捞当年包拯扔的那方端砚。清乾隆年间，番禺训导莫元伯曾作《砚洲怀古》诗云：“一笑解行箧，沧波信手投。臣心真似水，天意忽成洲。沙月淡相映，秋江澄不流。当年杜万石，曾此泛归舟。”以包拯廉洁讽刺了杜谘欲壑难填的贪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在肇庆的丽谯楼上有一副对联颂扬包拯“不持一砚归”的高风亮节：“星岩朗曜光山海，砚渚清风播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