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隐娘|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 二 ) 水浒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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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武侠小说的刺客、游侠、豪侠的性格相互渗透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间界限越来越模糊。如刺客或报恩或受雇于人而刺杀被打击的对象，其行为是无是非无个人思想可言的。然而，如李肇《国史补》记述的无名侠，以及《原化记·义侠》中的剑客，弄清了事实真相后，却放走了贤者，反而掉转剑头杀了雇主，刺客变成惩恶扬善的义侠。女侠聂隐娘、红线依附权门，听从方镇之命，这本来是汉魏豪侠所为，而他们的报知己之恩，解主人忧而行侠的动机，则有点象刺客的行径，两人功成都不受赏，聂隐娘遁迹尘中，红线浪迹天下，还不失古游侠们的精神。再查宋李肇《太平广记》卷一九三～一九五专立“豪侠”门，所录唐人诸侠，除红线、聂隐娘之外，尚有杀不情不义的情妇，敢于舍命救冤的冯燕；为国贼守信义，甘愿受刑贬的侯彝；雄心勃勃，为了他人的爱情而仗义行侠，杀了“天下负心者”的虬髯客；因友人失其爱妓便不分好坏斩杀妓女及其父母的荆十三娘；路见不平，便拔剑相助的宣慈寺门子；乃至盗走文宗皇帝玉枕的田膨郎等等，统统归入豪侠门下。可见当时豪侠概念的外延比较宽泛，内涵侧重在“豪”的方面，至于他们属于哪一类侠，侠的性质与含量，并不十分考究，故列身其间的身份、品性都极为驳杂。当时由上层流向绿林，或走出绿林投向上层豪强集团的身份意识，也远不如后代人那么清晰，可正因为中晚唐小说家开始注重小说的人物及性格情趣，因此才产生世俗化了的带有点近代武侠色彩的多种形态的侠客群像，盖为后世武侠小说家塑造形象时所本，就连超现实的法术、神奇的绝技、对超凡意境的追求、灵动飞逸的叙述模式，也为后代的侠义小说创作提供了参照，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情趣。四、宋明侠的世俗化宋明文言小说写侠的，从数量上看，并不少于唐代，可读的如吴淑《江淮异人录》中的《聂师道》、《李胜》、《张训妻》、《洪州书生》；孙光宪《北梦琐言》的《京十三娘》、《许寂》、《丁秀才》；刘斧《青琐高议》的《任愿》（此篇与《剑侠传》所收文词有出入）；罗大经《鹤林玉露》的《秀州刺客》；洪迈《夷坚志》的《侠妇人》、《花月新闻》；陆游《南唐书》卷四十七《潘展》；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的《百万州遇刺客》；何薳《春渚纪闻》的《乖崖剑术》；无名氏《北裔记异》的《虬须叟》；周密《齐东野语》的《严蕊》等。上述多篇，在名为唐段成式编，实为明王士祯撰的《剑侠传》中已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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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侠义小说角度看，无论是侠道德和准则，也无论是类似血缘家庭关系的结拜形式，类亲属结构，含有政治性质的秘密结社，侠们的走向等等，《水浒传》都最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侠的形态和水准。水浒好汉们，或如鲁智深扶危济困，反抗强暴；或如武松、林冲勇于复仇，雪恨洗冤；或如宋江为友犯禁，舍弃功名利禄。他们见良善受欺就奋起除奸惩恶；怜贫弱受难，就慷慨相助，一掷千金。为铲除不平，勇于自我牺牲，不图回报。显然各类英雄侠士，为了实现侠义侠节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不可动摇的实践着，把古代的侠义推向巅峰，人物形象辉映着理想主义色彩。《水浒传》采用了说书的体制，历史小说的框架，将英雄传奇、朴刀杆棒与话本小说的小说类的笔法结合起来，既有真实朴素、生活化的情景，又有惊人的细节描写；人物性格既是生活化的个性，又有超凡的气象。大起大落的生活道路，突然转折的命运，激烈的打斗、夸饰的形体动作，都带有传奇色彩。文体上，将侠义与公案捏合一体，因为侠以武犯禁必涉官司，问题是犯了禁的侠怎样对待官府。古游侠平冤除恶，挥剑而去，并不考虑行动是否合法与违法，但此时的侠，如武松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之后主动向县府自首，晁盖等劫取生辰纲，宋江认为“犯了弥天大罪”。上梁山之前，许多义士曾在官府任职，深知法度，侠们法的意识逐渐增强，野性却减弱。而这也埋下了走向招安道路的种子。以义为纽带，由以武犯禁的独行侠，组合成仿亲属结构的军事组织，其行侠的宗旨也由君子独行其德的私义升华到替天行道的公义，在这一点上《水浒传》的侠客超越了他们的前辈。然而，侠一旦接受了招安，迈出社会离轨者群体活动的江湖世界，侠义之义为对朝廷的忠心制衡，就不再是前期那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汉，而成为朝廷消灭其他集团的工具，这就走上了一条悲剧道路。五、清代侠的官化从明中叶以后至清，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系统中的侠义小说题材之广泛，形态类型之多样，都已超越前代，并定型化，形成较成熟的系列。神仙志怪与侠义结合的《济公传》、《绿野仙踪》；儿女侠情小说《好俅传》、《绿牡丹全传》、《儿女英雄传》（《金石缘》）；侠盗小说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绿牡丹全传》（《宏碧缘》）；侠义与公案结合的，如《施公案》、《三侠五义》。而《三侠五义》最能表现此时期侠客的观念。毫无疑问，《三侠五义》中侠客行侠的动机，没有脱离传统古侠的侠客之义，这是当时武侠阶层“任侠意识”的核心。第十三回作者说“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白玉堂、展昭夜盗苗秀的不义之财，周济周老；欧阳春独闯马强的霸王庄，解救倪继祖；小侠艾虎挺身帮助渔户打退歹徒，无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行动。清代文化观念中的侠依旧是真诚道德的崇拜者，不能掺杂虚假的个人功利目的，仗义行侠勿须对方回报，更不能用“侠客之义”的某些行为做为笼络人心、博取名声的手段，欧阳春说：“凡你我侠义作事，不要声张，总要机密。能够隐讳，宁可不露本来面目，只要剪恶除强，扶危济困就是了，又何必谆谆叫人知道呢？”他们又特别重视个人尊严和武林荣誉，为了维护尊严与荣誉，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展昭被封为“御猫”，白玉堂要到东京找展昭比武，就是因为“只是有御猫，便不觉五鼠减色”，所以纵然“罪犯天条，斧钺加身，也不枉白玉堂虚生一世”，看来侠的义气中是包含个人的人格绝对不容侮辱损伤的成分。不过，清代的侠客与前代又有所不同，较之《水浒传》的英雄们逼上梁山又下山作了朝廷的御林军，最后又不被朝廷所容的悲剧结局，《三侠五义》的侠们自觉充当皇家卫士，自觉维护王朝法制，从而封官进爵，结尾自然是喜剧的。如果说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强调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精神，到唐传奇的《聂隐娘》、《红线》蜕变为报主子之恩，《三侠五义》、《施公案》则是报某清官的知遇之恩，实际是报效朝廷，对这一点，侠客们有明确的陈述。丁兆蕙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智化也说：“试问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于是就连“钻天鼠”、“翻江鼠”的“钻天”、“翻江”的绰号有犯于圣忌，也只好改为“盘桅鼠”、“混江鼠”，可见在清人的眼中，侠客豪杰与绿林人物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绿林草莽“不知法纪”、“不顾国家法纪”，未能象展昭那样成为朝廷的“御猫”，《三侠五义》的侠们已是官化的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