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宋仁宗的相关知识——特喜飞白，篆书遒劲(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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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仁宗来说，飞白书好比是自己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他可以毫无吝惜地以各种名义尽情赏赐并以此为乐。端午节来临时，他会书飞白扇子赏赐给近臣，且为每岁定例;大臣退朝后，如果有兴致，他还会派遣内侍将飞白书送至他们的府第;“附马都尉李玮进飞白四字，仁宗则回赐二十五字;?当大相国寺新修宝奎殿落成，他又以飞白题字;帝国的道观亦或佛寺，也会有他的飞白题字，如凤翔府上清太平宫、五台山真容院宝章阁、并州舍利阁、奉先资福院观音殿、妙法院正觉殿泊景灵宫等处神御殿，皆有仁宗飞白题额。每赐之前，还先诏侍臣观赏。不仅如此，和契丹首领通信，他以飞白互答;外国使节来朝，他也要赐飞白书作为赠礼，如他曾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南北两朝，永通和好”八字。’这些频繁的赐书，其意义并不完全在书法艺术本身，特别对受赐者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恩宠，代表了皇帝对其政治地位的认可。对于仁宗来说，则是将自己的书写行为及大地功用化和政治化。在众多的历史记载中，我们选取王硅《御制龙图天章阁观三圣御书诗序》中的一段，从中可以领略仁宗赐书之际的风采。在宋代，明堂之礼是祭祀拜天地与祖宗之礼，是朝廷中最为隆重的祭祀仪式。仁宗朝，曾数次举行明堂大礼，仁宗本人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展示自己书法的机会，他曾亲作飞白书“明堂之门”四字，欧阳修曾记载此事并作诗赞之。除了飞白书外，仁宗较为得意的是他的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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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多次为故去的大臣作篆书碑额。在仁宗朝，一个读书人如果说能考中进士获得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在闻喜宴上就可能会受到御书的赏赐。幸运的话，今后仕途中还会有很多机会得到皇帝的御笔哀翰，或因为经筵讲学，或因为转官赴任，或因为府中建阁，或因为退休致仕，种种机缘，不可胜举。乃至到其生命终结后的若千年，震翰都有可能矗立其坟头伴其左右。根据史正浩的统计，宋仁宗亲篆碑额的宗室大臣除了上述十五人外，还有张士逊、李用和、齐国大长公主、李继隆、高若纳、程琳、狄青、陈执中、刘流、赵承诏等人。到了仁宗晚年，一些己故大臣的家属乞御篆碑额者越来越多，仁宗此时的体力和兴趣大概都己不如从前，嘉裕五年十月，仁宗下诏“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陈乞御篆神道碑额”，以结束这还不清的笔墨人情。对于被赐者来说，帝王御书神道篆额无疑是皇帝对死者生前功绩的最高肯定与褒奖，这对死者的后人也多少具有隐性的保护作用，故而一些大臣及其家人往往趋之若鹜。虽然仁宗下诏毋得陈乞，但他开启的这个风气，却一直延续了下去，其后的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都有为功臣书写碑额的记载。仁宗的篆书不仅用在笼络君臣情感、抚慰功臣后人之上，在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曾发挥过作用。比如天圣九年九月，仁宗在看阅了乐律理论著作王朴《律准》后，御笔篆写书名“律准”二字于其底，复付太常秘藏本寺，模勒刻石，直史馆宋祁为之作赞。皇枯五年朝廷祭祀大礼需要铸造礼器，其中包括十二只鼎和莺刀两把，仁宗又亲书鼎名、刀名，有司篆刻其下，刘敞献《新律钟鼎鸯刀铭》四章。’此外，仁宗还为《宋针灸经石刻》作过篆书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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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总体来说，宋仁宗不仅把书法作为个人爱好，他还把书法作为帝王政治的辅助工具，以赐书和题字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某件事、某个人以及某一领域的关注。这种关注一旦落实到书法本身，就会对书法创作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均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史正浩甚至认为:“仁宗通过下令造作新乐与校定古乐器、刊刻篆书《石经》、御篆功臣神道碑额与颁赐内府古器物铭文拓本四项举措，促进了古文字学与篆书书法在宋代的发展和普及，为金石学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并带动、激励了金石收藏、研究风气的兴起。”不管如何，作为帝王，他的一举一动、喜好僧恶，其实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整个国家的诸多方面会产生一定的的影响。就书法一道而言，宋仁宗终身痴迷于书法的挥洒之中，遍赐群臣，以书写为乐。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帝王的示范带头作用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