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哪些因素影响了文艺批评的独立性 |知识分子|创作|费希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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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艺批评需要强化历史意识。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所谓“历史意识”至少是包括两方面的：一是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学作品所反映、表现的内容——历史与现实的人生，把社会与人生放在历史的坐标中去考量；二是文学史的历史意识，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放到中外文学史的坐标中察看。文学批评史要融通这两种意识，回望来路、审视现实以及现实中涌动着的未来。
就当前文学批评所存在的问题来说，或者说把当前文学批评放到文学批评史的坐标中做检讨，我认为更需要强调的是批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这两者当然密不可分，专业的才可能是独立的，在独立的基础上才可能谈得上专业性。有人说，批评家是吃“腐肉”的，好像批评家是作家的派生物，文学批评是文学作品的衍生品。如果做批评的甘愿做“食腐肉者” ，那就根本谈不上独立性和专业性。批评家不能恪守职业道德，不具备专业能力，客观上也就丧失了独立性和专业性。
文学批评本应是精神对话，是批评家的精神操练。很多批评家守住了人文本位，所谓批评为“三俗”站台的现象还是少见的。真正的批评家没必要、也不屑那样做。但是，近来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有所削弱却也是事实。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文艺批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下面试结合自己文学批评和编辑工作，谈些感想。
首先是各种利益诱惑影响了独立性和专业性。批评家与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之间的精神碰撞本来是文艺批评的最原始的动力，也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与创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合作共赢。但现在文学批评的推动者常常是杂志社、出版社、作家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考量或多或少会影响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文学批评是写给谁看的？有的文学批评不是写给作家，不是写给文学作品的读者，更不是为批评家自己的，只是为了写那么一篇以完成任务，交差。
批评主体的独立精神的弱化也影响了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批评应是一种知识分子批评。学术体制和利益诉求可能削弱批评主体的精神独立，但知识分子疏离世俗权威的传统和惯性仍在，前辈知识分子的规训犹响在耳，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大多处于一种身心矛盾的模糊状态。中国古代有“游士” ，从封建关系中脱离出来，思想上解放了，能够自由地探求理想之“道” ，并且说要仗义执言、替天行道。孟子说“处士横议”（社会批判），范仲淹说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他们倒还是都有生路。
费希特有个比喻，说学者（知识分子）应该是“大丈夫” ，这倒是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谁不想做“大丈夫” 。费希特说：“这些大丈夫选中的意中人就是真理；他们至死忠于真理；即使全世界都抛弃她，他们也一定要采纳她；如果有人诽谤她，污蔑她，他们也定会公开保护她；为了她，他们将愉快地忍受大人物狡猾地隐藏起来的仇恨、愚蠢人发出的无畏微笑和短见人耸肩表示怜悯的举动。 ”为了自己的心上人，大丈夫能如此，应该是满脸幸福的光芒吧。无可否认，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仍在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虽然有时是默默的。
其次，中国的人情观念影响了文艺批评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所谓文学界，作家、批评家、文学编辑、出版人、媒体人，好像都是熟人。熟人之间好办事，但对于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来说就不一定是什么好事。《钟山》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比如“新写实”“新状态”“城市文学”和新世纪之初的“非虚构” ，都是有创作，也有相关的理论和批评。 “河汉观星”栏目做了近100篇作家论，有全面的作家专论，有专挑作家存在问题的“创作局限论” ，也有名作家评名作家的“将心比心”栏目，希望能多角度研究作家及其创作，形成一个作家研究体系。有些学者和批评家找各种理由拒绝做“创作局限论” ，也有一些名作家不愿意评说同行的创作，主要原因还是怕得罪人。后来做了六篇“创作局限论” ，如《余华的惯性》《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莫言的欲望叙事及其他》《张炜创作局限论》《王安忆的精神局限》《论张承志近期创作及其精神世界》，尖锐得很。做这些文章的作者、《钟山》和我，并没有像有些人所担心的“得罪作家” 。因为没有私用文学这个公器去谋私利、泄私愤，完全是学理的，对与不对可以继续讨论。作家没有身外的敌人，唯一的敌人可能就是“自己” 。但往往当局者迷，作家本人不一定能完全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那些“敌人”鬼得很。老子说：“祸莫大于无敌。 ”更大的祸在于不知敌而以为无敌。 “创作局限论”栏目试图做作家的诤友，帮助作家找到这些“敌人” ，并揭示它们的本来面目，提醒包括作家在内的众人。作家不一定要买批评家的账，批评家也是没法讨好作家的。一些听惯了好话的糊涂作家，你再提高调门夸，他（她）还是会觉得夸得不够。对那些头脑清醒的优秀作家，你如果夸得不在点子上，作家也不会有内心的感动。中国传统不说“理解” ，而说“懂得” 。说“好”说“歹” ，关键是要互相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