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霞光》这个故事,大连味!

从《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到《霞光》 , 郝岩大连剧的地域风味愈来愈浓烈 , 看着越来越过瘾了 。 地域特色对于电视剧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 就大了说 , 地域特色有利于打造电视剧核心竞争力 , 增强国内影视文化的抗同化性 , 同时也有利于保持和发扬地域文化特色 。 就创作主体而言 , 创作来源于生活 , 地道的地域生活与文化书写 , 让作家和编剧充盈着把握叙事的自在感和自得 。 所以郝岩编导干脆骄傲地告诉大家:这是个“血受”的大连故事 。
我们说 , 地域特色有风土人情、建筑、语言与美食等表征 。 编剧郝岩给观众设置了津津乐道的、帅得流鼻血的男主“夏家河”、“傅家庄” 。 他端出了热气腾腾“海麻线包子”、“海肠子饺子” 。 他让西岗子、南山小楼、铁路医院这些大连地标一次又一次涌入全国观众的视野 。 尤其那些要了血命的、浓郁海蛎子味的大连地方语言 , 估计又让“大普”(大连普通话)吸粉无数 。 正如《白鹿原》浓浓的陕北乡音土语、大碗的宽面;《四世同堂》里的京片子、四合院、猫耳朵;《七十二家房客》的吴侬软语 , 挑竿弄堂 。 地域符号与文化表征的运用 , 让文化“在场”的熟悉者会意欣然 , 让陌生者倍感神秘有趣之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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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硬币也有另一面 。 倘仅满足于此般地域性表达与处理 , 仅表现地域自然景观、民风民俗和地方语言 , 则编者郝岩就囿于地域符号窠臼里了 , 地域就浮在了故事和情节的面上了 。 用咱大连话说 , 就“写呲了” 。 很显然 , 郝岩的《霞光》展现了别样的地域诉求 , 作家以地域入筋骨的磅礴的叙事抱负愈发清晰 。
其一 , 发掘地域文化影响下人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 , 探讨地域精神品格对革命信仰选择的必然 。 如果说 , 郝岩的《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以情节设置与戏剧张力 , 讲述一个英雄的先偶然性后必然性 , 巧妙传达鲜明的主旋律价值观 。 郝岩《霞光》则写出了群体英雄诞生的必然 , 并深深挖掘必然性的本质成因:革命历史的必然与地域精神品格的必然 。 地域与地域文化的呈现 , 超越了符号功能 。 通过地域精神品格的楔入 , 郝岩意在塑造一个合情合理、合乎人性逻辑的革命历史空间 , 以及空间里那些有血有肉的英雄们 。 只有读懂吃个海菜包子、都美得“狗嘎”的大连人;才能理解为何人间烟火的诙谐与喜性 , 可以与意义叩问与血色坚守相辉映 。 只有读懂简单呆萌酣畅快意的老大连精神 , 才能体味爱恨、欢颜、血泪交融的大连革命书写的轻灵与沉重 。
其二 , 实现了个人革命虚构性向群体革命非虚构性的真实对接 。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要讲的是一个妇人的革命成长 。 描述个人的虚构性成长 , 无论就线索的铺陈推演、还是情节的设置 , 相对而言要好把控很多 。 《霞光》则不然 。 郝岩反复强调旨在记忆“1945-1949年间大连重大革命事件” 。 于是 , 作为事件的历史如何进入写作?非虚构到虚构的元素融合如何实现? 这些无一不考验编剧的真功夫 。 地域文化的巧妙设置成为重要叙事的手段与情节隐形推手 。 “大事不虚 , 小事更不虚” , 民俗与地域生活以细节性完成了逻辑合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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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杨曾评价《霞光》是抗战谍战剧的新标杆 。 这一次 , 不论是对地域精神品质与革命选择必然性的挖掘 , 还是对非虚构性革命史的地域性呈现 , 郝岩无疑又为自己和革命历史题材叙事立了一个新标杆 。 优秀的编剧家是不惮飞翔的无脚鸟 ,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是他冷风傲飞的宿命 。 期待他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