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群|黄丽群：散漫、自由地拆解命运的机关( 二 ) |黄丽群|作家|台湾|小说_文化

失去至亲之后，黄丽群对命运的随机性突然有了一种直觉性的顿悟：一念之差，她没有机会和父亲说一声再见。在日后的书写中，她把自己经常描写的那个压垮普通人的最微小因素，比作飞机上的一个坏掉的零件，一颗松动的螺丝，它们看似不重要，却会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成为引发决定命运的“导火索” 。
丧失了历史负担的一代
在文学史上， 1949年以后出生的台湾作家统一被称为广义的“新世代”作家，然后再按出生的不同年龄向后划分阶段。早在20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学者陈思和就总结了台湾的“新世代”作家与“五四”作家相比的四个不同特征：政治情结减少；文学流派的消失和风格个性化的普遍呈现；文学经验日趋丰富；超验、科幻、后设小说（又称元小说，典型的写作技巧包括将原先的剧情设定为一件文学作品，随后揭露故事的“真相”）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实验小说与通俗小说并举。
时至今日，这番论述在“准80后”作家黄丽群身上仍然适用。黄丽群的生日是1979年12月31日，四舍五入让她成为了一个准“80后” 。在台湾这一代人被称为“凯飞族”“新人类” ，在他们成长的年代，台湾经济腾飞，父母工作稳定，没有太大的物质压力，也没有太大的历史负担，心态较上一代人更加平和，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快乐。
因为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广东人，黄丽群是典型的“外省”人士，但这个词汇对黄丽群和她的同龄人而言仿佛是外星语言一般的陌生。她是个平常的都市小孩，从小在父亲的书柜旁长大，在渴求信息的年纪里食不厌精，看到什么就都读什么罢了。在台湾，世世代代的作家都很难摆脱“祖师奶奶”张爱玲所带来的影响，黄丽群也不例外，但是她爱的作家实在有很多，或许是父亲书架上的张大春，或许是她曾经提及的汪曾祺、毕飞宇，心中想起哪个，都仿佛遗忘了另外一个。
黄丽群面临的最大的文化冲击与图书无关，而是千禧年前后她正在读大学时，席卷全球的互联网大潮带来了搜索引擎、聊天工具，让她的世界起了变化。那时她常常要烦恼撰写报告时搜集资料的冗长过程，必须到图书馆进行繁琐的影印或者手抄，花费十几、二十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有了互联网，她可以找到海量的信息。而在她过去的人生中，所接触的一切人事物只是亲人、老师和同学，现在则可以同时和上百个陌生人在线聊天。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沉浸，黄丽群的大学读了整整六年。忙着做什么？她用大量时间逛论坛，和网友聊天，还要打流行的线上游戏——在今时今日，她就是一个标准的“网瘾少女” 。但个性再潇洒，毕业、生计还是眼前紧迫的事，因为好玩，也为了找点正经事做，黄丽群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写文章、写小说，也在出版社做编辑工作。
2000年， 21岁的黄丽群已经显露出才华，她用“九九”的笔名出版了一本文集《跌倒的小绿人》。 2005年，已经从事出版工作的黄丽群把自己的短篇小说《入梦者》拿给一位出版社的好友看，好友劝说她投稿参加文学奖的评比。就是这一次，《入梦者》拿下了“时报文学奖”的短篇小说评审奖。在当代台湾，这些由媒体和出版界人士举办的奖项，通常是年轻作家确立自己在严肃文学领域地位的勋章。黄丽群在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闯进了这片文学的密林，直到此时，她才确认自己的小说技术是过关的，似乎可以从事这个职业。
面朝大海，做一个无用的人
近20年来，大陆和台湾的中文阅读市场同样面临着互联网带来的冲击，传统媒体和出版行业同时衰落，而大陆人口数量众多，决定了大陆出版业中还是有畅销的现象。因此在大陆，部分“80后”作家面临着极多的商业化诱惑，他们逐渐把写作和商业出版、影视结合起来，换取了大量财富，而另一些“80后”作家则开始在沉潜之后逐步走向严肃文学的专业领域。随着时间推移， “80后”这个概念从一个被书商拿来进行商业化包装的噱头开始逐渐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