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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渡：批评是个苦差，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一辈子只写诗
同样获得年度实力诗人奖的诗人西渡也觉得非常意外， “评奖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向我透露过任何信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从中可以看到评委会严密的运行机制。 ”
红星新闻：您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在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这五年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您开始向诗评家的领域进军？这两个身份的重叠是否在某段时间令您矛盾，您如何平衡创作和批评？
西渡：大学期间，我的志向徘徊在写诗和古典文学研究之间，新诗批评并不是我的选项。后来从事诗歌批评，主要受两个事情的影响。
第一个事情是1991年戈麦的离开。戈麦生前只发表过有限的几首诗，除了身边几个友人，中国诗坛几乎没有人了解他。为了向读者介绍他，我不得不学着去写批评文章。我最早的几篇批评文章，都是关于戈麦的。第二个事情是1996年臧棣把《山花》关于校园诗歌的一个批评约稿推给了我，我因此写下了第一篇批评长文。这篇文章在《山花》发表后，被吴思敬老师看到了，吴老师据此认为我还可以写点文章，就不断向我约稿，推荐我参加诗歌界的学术会议。我从偶尔为文，到长期卷入诗歌学术，很大程度上是被吴老师“逼上梁山”的。
创作和批评是性质很不相同的两个工作。诗歌创作有一定被动性和偶然性，你要善于等待，很多时候确实是“功夫在诗外” 。很多表面上与写作无关的事情，借助于偶然的机缘，就成了写作的材料或动机。
【文章|年度实力诗人】批评则不然，它虽然也需要敏悟和洞察的能力，但更需要很多的笨功夫。诗歌创作要求快，凭直觉、敏悟迅速捕捉形象、情绪、感觉；批评则是慢功夫，依靠逻辑分析、推演、概括，一点点进入、接近你批评的对象，更别说材料的收集、考辨等等细致的功夫了。所以，批评是个苦差，聪明人所不为。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宁愿一辈子只写诗，不写文章。可以这样说吧，写诗主要是一件私事，批评则近乎公务，有更多的社会性。在我这里，通常情况下，私事总是为公务让路。实际上，很难在两者之间达成很好的平衡。写文章多了，诗的产量自然就减少，至少对我来说，诗产生于闲逸，忙乱之中是不会有诗情的。当然，批评工作也会让你的写作变得更自觉。
红星新闻：您其实已经在全国获得了很多诗歌荣誉，这次获“草堂诗歌奖” ，您内心依然会有波动吗？这个奖项在您心中有怎样的地位？
西渡：其实我获得的诗歌荣誉并不多。四川自古是诗歌重镇，一个来自四川的诗歌荣誉对每个诗人都意义非凡。 “草堂诗歌奖”在诗坛有广泛的认可度，获得这个奖项对我更是极大的荣誉。我要说的是， “草堂诗歌奖”的评奖机制表现出了对诗人和诗歌真正的尊重，它不需要诗人自荐、投稿，遴选工作完全由评委会承担。而且我这次获奖的作品既没有发表在《草堂》，也没有发表在四川的刊物上，这样的结果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钦佩的包容和开放的态度。这和许多诗歌奖的做法迥然不同。我想，随着“草堂诗歌奖”等诗歌活动的持续举行，它对当代诗歌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会越来越大，成都作为“诗歌之都”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衷心感谢各位评委的厚爱，也感谢诗歌奖的主办单位《草堂》诗刊社和成都商报社。
安然：我的哲学专业确实有利于我的诗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