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止庵：鲁迅与废名( 二 ) |北平|丁武|鲁迅|冯文炳|郁达夫

废名在心灵上与鲁迅如此契合，大概即是他后来批评鲁迅的根由所在——当他感觉鲁迅心灵有所变化，对鲁迅的看法也就随之变化。１９３０年初鲁迅的一系列举动，如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可能正被废名看作是其心灵变化的迹象。在前述《闲话》中，废名说：“我时常同朋友们谈，鲁迅的《呐喊》同《彷徨》我们是应该爱惜的，因为我认为这两个短篇小说集是足以代表辛亥革命这个时代的，只可惜著者现在听了我的话恐怕不高兴了，倘若如此，我以为错在他，不在我。我以为我的这句评语是衷心的赞美，不胜恭敬，著者也足以受之而无愧了，可慰他多年的寂寞与沉默。与著者同时代的，除了这两本书没有别的书。 ”废名称鲁迅为“那时的一位孤独者” ，他一向所理解所热爱者，正在这里；在他看来，鲁迅现在已经不再孤独，而被别的什么所左右了：“‘前驱’与‘落伍’如果都成了群众给你的一个‘楮冠’ ，一则要戴，一则不乐意，那你的生命跑到那里去了？即是你丢掉了自己！”他的结论是：“‘群众’两个大字，我们是可以站得起一点。 ”
将近两年过去，废名为《周作人散文钞》作序，继续着这一话题：“鲁迅先生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对于民族深有所感，干脆的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却好像与群众为一伙，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说道， ‘鲁迅他本来是一个ｃｙｎｉｃ（愤世嫉俗者），结果何以归入多数党呢？’这句戏言，却很耐人寻味。这个原因我以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唯有知识。 ”末尾这句话乃是将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而言， ——此种比较，又使我们想起从前《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里他的话，其间仍有相通之处，即前述思想家与艺术家的区别；由此也可以说，本文开头讲废名对鲁迅态度有所转变，恐怕还不免笼统，至少此时的批评，原本是在他心目中打了底子的。
三十年代初，废名乃是“京派”一员。 “京派”是个笼统概念，说来周作人只是中心之一，废名与俞平伯就属于这个圈子，其中或许还可以将周氏两位老友钱玄同和刘半农包括在内。废名似乎是这圈子里唯一公开批评鲁迅者，虽然如前所述，他有着自己的思想脉络，但也多少代表了钱、刘、周等人的想法。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几位风云人物，此时仍保持自由主义者的姿态，在他们看来，五四之根本精神即系于此，而其中关键，恰恰在废名所说作为思想者的个人，究竟与群众是什么关系。三十年代鲁迅并不曾完全丧失自我，废名的批评或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他所指出的，对于后期鲁迅以及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确是个重要问题。即以鲁迅而言，某些时候的确因此而无意或有意地放弃了独立思考的立场，对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的看法即其一例。这问题也曾发生在西方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身上，譬如写《访苏联归来》之前的纪德。伟大如鲁迅，竟止步于“写《访苏联归来》之前的纪德” ，不免令人为之扼腕。当然即便废名自己，最终也未能摆脱类似为他所批评的后期鲁迅那种命运，他整个晚年的作品因此而几无价值。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不可能彻底走出这一困境。然而事实如此，并不说明针对此事实的思想没有意义；相反，真正有价值的或许恰恰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是唯一有可能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命题提出挑战的，思想也因此而成为一种存在。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１日鲁迅日记有云：“上午托广平往开明书店豫定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部，先取第二本，付与五元，又买杂书二本，一元五角。 ”查鲁迅当年书帐，此二书一为《周作人散文钞》，一为周作人著《看云集》。此后他回到北平，１１月２０日致信许广平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此“攻击”一语，或即指《〈周作人散文钞〉序》而言。查《鲁迅景宋通信集》，此前许氏来信，并无这个话头，鲁迅其携带此书北上阅读乎。这番话，可以视为他私下里对废名批评的回答。两年以后，鲁迅针对《人间世》第十三期废名《知堂先生》一文，写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所涉及者为另一话题，即文学究竟是否宣传。其中说：“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 ‘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似乎与前此废名的批评也有些许联系。这文章没写完，鲁迅生前也不曾发表，所以二人之间，到底不能算是真的发生了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