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行！李攀龙“胡宽营新丰”式的拟古乐府边镇|延绥|马中锡|唐龙|明代

【相逢行！李攀龙“胡宽营新丰”式的拟古乐府】作者：万紫燕（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讲师）
后七子李攀龙论诗专主模拟，其《沧溟先生集》收录“古乐府”两卷，绝大部分是拟古题之作。中国现当代几部文学史对其“胡宽营新丰”式的模拟之作评价不高。事实上，“胡宽营新丰”只是模拟方法，既求形似，更求神似。
其《拟古乐府序》：“胡宽营新丰，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鹜于通途，亦兢识其家。此善用其拟者也。至伯乐论天下之马……斯又当其无有拟之用矣……《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不可与言诗乎哉！”罗宗强先生认为“此《序》颇费解……一是称形似者‘善用其拟’，一是求神似。对二者都加以肯定，这在逻辑上实有扞格”（《读〈沧溟先生集〉手记》）。事实上，这并不存在逻辑矛盾。此谓拟古创作有像“胡宽营新丰”那样“善用其拟”之拟古；也有如伯乐相马那样的“无有拟”之拟古，而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拟”就是模仿，“三曹”已有拟乐府。有的是“有拟”之拟（高者为“善用其拟”），而有的是“无有拟”之拟（即神似）。李攀龙认为“拟”都是有变化的，因为“日新之谓盛德”，作者的学识、思想随时代而变，自然就产生与古作不一样的新作。譬如“新丰”与“旧丰”，尽管表面上一模一样，但本质上仍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变化”“日新”之所在。只是陷于表象的迷惑性，其“变化”“日新”处常常被忽略了。
这一诗论主张受到钱谦益的激烈批评，其《列朝诗集小传》曰：“易五字而成《翁离》；易数句而为《东门行》。《战城南》盗《思悲翁》之句，而云‘乌子五，乌母六’；《陌上桑》窃《孔雀东南飞》之诗，而云‘西邻焦仲卿，兰芝对道隅’。影响剽贼，文义违反，拟议乎？变化乎？”朱彝尊亦曰：“于鳞乐府，止规字句，而遗其神明。是何异安汉公之《金滕》《大诰》，文中子之续经乎？”（《静志居诗话》）这类批评并非无的放矢，集中确有改易数字或数句等“止规字句”之作，如《李夫人歌》改汉武帝之辞“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乐府诗集》）为“去邪来邪？就而视之，纷何被被其徘徊！”原作的意境在拟作中荡然无存，这样的诗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佳作。故施闰章云：“于鳞拟古，句摭字捃，兴会索然，神明不属。自谓胡宽之营新丰，而不知为寿陵余子之学步于邯郸也。”（《静志居诗话》）钱木庵亦云：“李于鳞以割截字句为拟乐府，几于有辞而无义。”（《清诗话》）评此类诗极为精当。
然而综观其全部拟古乐府，如此评价便有失公允。除以上所列《翁离》《东门行》《李夫人歌》《陌上桑》等诗存在比较明显的模拟痕迹外，其他诗作还是各有其变化的。即便所谓“乌子五，乌母六”等嫁接古辞的情况，也并非就算得上是“文义违反”。如《东光》：“胡儿平，倭奴何不平？倭奴利水战，海堑船为城。诸军彀骑士，驰射难纵横。”古辞曰：“东光平，苍梧何不平？苍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拟作在语言、体式及句法上与古辞基本相似，内容都是反映战争；都分析了战争失利的原因；情感基调也相似，虽国事有古今之别，哀叹则千年一贯。此诗既保持了古题本义，又融入了时事感慨，何可以邯郸学步视之？又如《猛虎行》：“饥且从漂母食，寒且从巢父栖。石不为周客笑，玉不为楚王啼。菅茅但塞路，桃李自成蹊。”古辞曰：“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原作抒发游子洁身自好的志向与操守。拟作另一角度出发，既联结本旨，又新意迭出。继以“石”与“玉”，“菅茅”与“桃李”进行对比。宋人得燕石以为宝玉，周客笑之以为瓦甓，而宋人藏之愈笃；卞和献真玉，而楚王不识——“石”与“玉”虽所遇不同，但其本质却不曾改变。“桃李自成蹊”既是对原作的回应，也是对主题的深化。此诗亦可谓善拟之作。包敬第在点校《沧溟先生集》的前言中，也对其拟古饱受批评的情况进行了驳正，并以《秋胡行》为例感慨道：“这里不是很有他自己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感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