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处一个特殊的时代,你几乎无法在那个时代里找到你所定义的正常。疯狂的时代大背景下,冷静思考这件事对于民众来说似乎是一件难事,一个人一旦有细小其微的污点被发现,便会有一群摇着正义旗帜的人手拿放大镜走来,这时候似乎这个人所做过的每一个善举都可以被视而不见,而一笔恶行,就足矣毁掉他这一生。被一个时代所摒弃,这是你无法争论的不公。
在这个时代里,有一个人深陷困境,遭遇谩骂,世人对他不解,他亦不解世人,那个人就是余秋雨,在那时他遭受着如枪林弹雨的指责,而其中两个非常有名的人物给余秋雨的评价更是犀利无比,两人究竟是如何评价余秋雨的呢?
陈丹青在一次访谈中评价余秋雨,陈丹青的回答中有这样一句话,“这让我对他的最后一点尊敬都消失殆尽了。”无数人为此感到疑惑,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让陈丹青如此愤懑,后来陈丹青提到,在汶川大地震中,有人会生出许多事端,但是余秋雨作为一个文学学者去劝阻。
在陈丹青的眼中,他认为这些不是余秋雨应该涉及的领域因为余秋雨是一个文学作者,这些应该是在政府和警察的管辖范围内。因此他觉得余秋雨一心想做官,想享受权利的快感,身不在其职,手却伸的如此长。这是一个极其可笑又耐人寻味的说法。
但是事实能为余秋雨说明一切,扫除一切不公,让他不被流言击败。在1985年,余秋雨担任文科教授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不久后余秋雨又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作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是有行政级别的,余秋雨如果真的想要通过某种恶心龌龊的方式做官,就不会在1992年申请辞职了,所以说陈丹青的评价略显肤浅。
相比与王朔的评价,陈丹青的评价反倒略显肤浅。王朔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这一点性格与李敖很相似,李敖当时骂金庸便是如此,骂金庸虚伪骂了二十几年。王朔觉得余秋雨写的游记也不过如此,无法称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只能算“冒充文人”。
王朔的说法明显的指出来余秋雨的本质是不够纯粹。一个文人唯有存粹,顾及本分,修其内外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在王朔心目中,余秋雨的水平尚且还是拘禁在游记的那个大框架中,他无法挣脱,是一个假货。
批评和建议往往使得一个人能在自己所在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余秋雨取得的成就过于耀眼,因此众人评价之余,余秋雨的一系列“黑料”被扒出来,这些评价有些值得认同,有些却有待商榷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分析:
从文学作品上来看,世人皆说余秋雨写的散文是应制文,余秋雨说的大善大美,却写得不善、不美、感情虚假。可这本就是其文章真是模样,应制文本来就是应制文,再如何清新脱俗再如何辞藻华丽它依旧是应制文。也有人说余秋雨的文章老套,过于拘泥,文章跟不上潮流。这点确实无法反驳,流行的文字过阵子就不流行了,这个点有点像流行歌曲,现在流行的过段时间就不流行了。这些事情只能说明余秋雨的文字不能长期接受时间的考验,容易被后来者居上。
在为人处世方面,有人迷迷糊糊的过一生,有人把尘世看得分外透彻。这是人活于世的一种姿态罢了。陈丹青说他就是一个官员,说他阿谀奉承。其实不然,作为一个官员若是连人际关系也处理不好,弄得办公场所如战场般,才是真的为世人所嘲笑了。
而要求余秋雨作为一个纯粹文人的王朔,也有所偏颇了。总有一些人认为,文人就应该站在人文高地,立身于象牙塔中安心做学问,才能不失文人高洁。其实无论你我身处何地,如何被世俗的烟火浑染多长,被红尘染缸浸泡多久,只要守住心中的一份宁静,那么便是永远如人生只如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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