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荐书 |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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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是一部研究专著,而是一本诗歌随笔,是作者在唐诗中的一次游历。在谈及这二十位诗人时,尽量展示其最重要的作品,但并不做全面评价,而是对每位诗人采取不同的阐释角度。作者试图在唐诗的背后寻绎观念与价值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天人之际、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以及诗人的心路历程、审美情趣、人格品质和艺术技巧。此外,还收录了几篇附文,分别讨论唐代的僧人诗、女性诗、代言体,以及士人的角色处境。
唐诗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人性悠长的回响。在这个特备艰难的时期,重读唐诗,或许会有一种更深切的感受。
诗歌是唐代文人的事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从中寻觅到自己的知音。在精神层面,现代人并不比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高明多少,因为现代科学理性并不能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而诗歌的作用正在于彰显意义。人生归根结蒂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断地解释。
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痛苦而不是幸福联系在一起。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体验到个体生命与永恒事物之间的巨大鸿沟,即使在最快乐的时候,也对苦难的况味有一种迷恋。就诗歌所呈现的生命样式而言,王维渴望归去,李白憧憬远方,杜甫则始终行走在路上。
面对同样的夕阳,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歌德说:“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李商隐感受到的是当下时间的短暂,歌德体验到的是超越时间的永恒。这似乎代表了中西文化在宇宙意识上的某种差异。
中国士人不是没有自由意识,但这种意识并未见于反抗的姿态——就像十九世纪流放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知识人那样,而是见于流放边陲蛮荒之地的痛苦与绝望。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中国文化终究没能从自我欲求的实现中发展出个人自由的观念,没能从天人之际的思考中产生出自然权利的思想,进而找到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因而诗人对于自由的意识,就只能是在山水中宣泄自己的孤愤。
—— 景凯旋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