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岳南新书面世,书写12个大型考古遗址贯穿一部大中华史( 二 )


在岳南看来,考古除了能还原史实,还常常能颠覆大众对历史的认知。在三星堆考古发现之前,学术界都认为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原以外的地区,不可能存在大型青铜器,如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或者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黄金权杖这样的器物,但三星堆成百上千件青铜器的出土,以及黄金权杖和金沙遗址黄金面具、太阳鸟的出土,彻底推翻这个认知。岳南也将这些考古新发现融入进了新书中。
30余年“功夫”化作新书
“这本书是我积累了30余年的功夫。”岳南说,他1989年由山东武警总队政治部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就开始对考古遗址进行了采访、写作,这一坚持就坚持了现在,他采访过、书写过的考古遗址已有近百个,尤其是前些年参加了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了《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一书,也引起世界性关注。
田野考古是一件寂寞又神秘的工作,几十年来,为了挖出更鲜活的考古背后的故事,岳南把能找到的考古队员、专家采访了个遍,通过长时间的交流和细致的采访,最终完成了带有很多传奇故事的“考古中国”系列作品。
岳南回忆,他1990年春天来到明十三陵区,古树参天、灵气饱满的十三陵引起他极大兴趣,他参观了已经发掘的明定陵地下玄宫,这是明代万历皇帝的陵寝。该陵墓1956年发掘,开放后的地宫显得很神秘,进去之后有点进入远古恐怖现场的感觉。岳南说,他想把这个发掘当作一个传奇故事写一写,如果在报刊上发表了,可挣个喝酒钱。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岳南发现考古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待这个学问必须严肃认真,以虔诚的心态来对待,否则就成了地摊文学或胡说八道。于是,岳南来到北京大学考古系访问,沿着他们指引的线索,找到当年的考古队队长、时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先生,其时赵其昌夫人积累了一些素材,并写了两三万字,于是岳南与赵其昌夫人合作了《风雪定陵》。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关注。
1991年,岳南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进入实习阶段,他决定把秦始皇兵马俑遗址的发现发掘作为毕业论文来做。春节过后,岳南乘车到临潼,踏着积雪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拜见馆长袁仲一先生,袁馆长说得很直接,“这些年已经有2万多个采访人员写过兵马佣了,现在没出新的东西,你写不出什么来了。”而岳南回答说,即便全世界的人都来写过,他也不怕。岳南在博物馆一间宿舍住了下来,一住就二十多天,他几乎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采访了遍,每天从早上七点至夜里十二点连轴转。此后,三十万字的纪实文学《复活的兵团》出版,再度引起轰动。
实地采访多年,岳南惋惜地表示,自己采访的人里有80%不在人世了。如果自己不写,很多考古故事就随着考古人的去世而消失。正因为如此,他坚持用文学的方式抢救了一部分可能将会失去的资料、信息。因为,他更希望即使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大家去博物馆参观文物后,也能有途径知道文物挖掘、考古的背后故事,甚至了解考古发现那个年代整体的更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而不是只看到冷冰冰的器物和简短的文字介绍。
岳南告诉采访人员,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岳南大中华史》,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开端,因为还有一些遗址没有采写,如宋代、元代,都没有选好代表性的遗址加以描述。他表示,今后将有计划地采写50个左右的遗址,通过遗址的发掘物来验证和研究中华文明史,这样,整个线索就清晰多了,他为此还需要增加三部书的体量。“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责任,我在十年内一定完成这一计划。”岳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