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在读历史的时候,都是有立场和态度的。这一点,其实不只我们是这样,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他对历史的态度,乃至对历史的记载,都与他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一致的。司马迁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因此,他会用儒家的思想对历史进行判断。比如他对周朝初年的分封制,就有着非同一般的赞美。而事实上,周朝初年的分封制,更多的是利益分割和权力妥协的结果,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人,品德并没有那么高尚。再比如,司马迁认为尧舜禹当时的帝位继承方式是“禅让制”,并对禅让制进行了赞美。但是《竹书纪年》记载的却是“夺位制”。我们并不是说《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就比《史记》记载的准确,但是,显然“夺位制”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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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对同样是通过夺位的方式剥夺了父兄权力的李世民和杨广,态度就很不同。司马光对李世民极力赞美,对杨广极力否定。固然杨广确实是个昏君,乃至于最后亡国了。李世民确实是个明君,他所创造的“贞观之治”是不朽的。但是,就夺位这件事来说,其实李世民和杨广的做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司马光的一褒一贬,显然是不太符合历史真实的。司马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判断?很显然,他就是要讲清楚兴衰成败的道理,有利于统治者进行统治。“资治”就是这个目的。既然连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司马光,在讲述历史事件,看待历史人物的时候,都有着这样的倾向,因此,我们今天对李自成的评价,和之前对李自成的评价发生变化,也就可以理解了。之前我们之所以肯定李自成,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处在一个动乱的年代,急需寻找到实现民族独立,实现祖国统一,实现国家富强,实现百姓安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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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算在那时候,先辈们也并没有对李自成的做法给予全盘肯定,反而对李自成的批评更多。比如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就分析了李自成的很多问题,指出了李自成起义中所犯的众多错误,包括他自断胳膊杀掉李岩这件事等等。新中国刚建立那会儿,伟人也明确提出,不可学李自成那样,欢天喜地进京,42天就灰溜溜逃出京城,而是要努力巩固政权,坐稳江山。当时代发展到当下的时候,我们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矛盾,和李自成所处的明末,以及和民国乱世时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和平年代,我们不愿意国家发生动乱。虽然我们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这样的问题,也有不满。但是,我们却并不愿意自己一生所创造的财富被暴力剥夺。而且,整个社会的矛盾,也没有明末及民国时期那样尖锐,暴力革命的事情,显然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而且,暴力革命如果没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做指导,不是为了为百姓谋幸福,没有开创和平美好未来的崇高理想,暴力革命就和一般的山贼土匪抢劫,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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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当初所进行的暴力革命,其实也是有理念的。比如“均田免赋”就是李自成的一个革命理念。但是,这个理念只是农民式的天真的空想理念,是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首先“均田”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就算“均田”能够取得成功,“免赋”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赋税是一个国家能够运转的基本保障,除非取消政府,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否则的话,国家是绝对不可能“免赋”的。李自成一面打着“免赋”的旗号,一面进京以后,又大肆拷掠旧地主旧官僚,这实在是个非常矛盾又荒唐的举动。因此,李自成的理念实际上是非常落后的。他的暴力革命,就变得和山贼土匪的抢劫,没有任何区别了。当然了,我们今天批评李自成的许多做法,并非否定李自成的革命精神。否定了这一点,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参考资料:《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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