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传统复兴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中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陶俑|上海博物馆|流失|国家文

【学界新著】
■伍江（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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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杰博士的《筑业中国:1914—1935亨利·茂飞在华二十年》（以下简称《筑业中国》）英文版出版20年之后，中文版正式出版了。作为一名建筑史学者，我一直坚信，一部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价值一定是恒久的而不是一时的。这部著作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即使现在刚见到中文版，仍显其研究的前沿性和成果的持恒性。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我是这篇博士论文最早的读者之一。论文完成后又经过差不多10年的不断雕琢推敲，才于2001年正式出版，足以看到作者学术之严谨。英文版出版20年来，早已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成果。郭伟杰博士也早已成为全球知名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学者。此次中文版的出版，使更多的中国读者得以有机会直接阅读，相信仍将对中国近代建筑史学界甚至其他相关领域的中国学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茂飞对中国近代建筑具有特殊的影响，但在建筑史研究中受到的关注不够。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其一系列重要作品上，更表现在其对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建筑形式现代转译的推动上。毋庸回避，在前一个世纪相交之际，来自西方的建筑师最先正视并尝试回答中国建筑如何面对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实现传统建筑形式的适应性转型这一历史性问题。茂飞正是其中最为积极付诸实践的西方建筑师。他的建筑设计思想直接影响了以吕彦直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尽管中国建筑界之后积极推动的传统复兴运动有着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背景和动因，但绝不能说与茂飞这样的早期在华西方建筑师的大量探索性实践无关。对此，本书恰恰给出了极有说服力的旁证。中国近代建筑史中的传统复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传统与现代，在中国建筑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相互缠绕，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两元对立的关系——既非新旧对立，也非中西对立。本书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我和郭伟杰相识超过三分之一世纪。1987年夏，他来到同济大学在罗小未教授指导下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论文研究工作，我作为罗先生的研究生则刚刚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加上本来就在进行上海近代建筑研究（一年后我正式再次入门成为罗先生的博士生），我俩自然就成了最为密切的同学和伙伴。实际上他长我10岁，我真正把他当成了学习中的前辈和生活中的兄长。我帮他练汉语，他帮我学英语（后来我才知他有着非常深厚的英语语言文学造诣）。由于研究领域的相近和相关，在罗先生的指导下，我和郭伟杰一起考察近代建筑，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在南京、长沙、武汉都曾留下我们共同考察的足迹。在南京我们骑着自行车冒着暴风雪考察，在我父母南京的老宅中坐在炉火旁一起烘烤湿透了的棉鞋，其景其情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也有意识地向他学习着他从美国带来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态度。我们相处一年，却影响了我们一生。后来他去香港工作，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系的开创者之一。我1993年到1994年作为访问学者在香港大学访学，再一次有机会常遇。那时中文大学刚举办建筑系不久，他在同事们和同学们中的口碑极好。他的同事们也就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极为尊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系主任李灿辉先生，从不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高高在上（当时受殖民统治的香港还是洋人高人一等）。他当时真正做到了“以系为家”，除了教好自己的每一堂课外，他每晚都要去设计教室巡视一遍灯火和门窗，最后一个离开。他帮助中文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图书馆，还带领我“炫耀”了一番他的工作成果。今天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系已是参天大树，想必师生们当不会忘记当年郭伟杰教授的贡献。令我钦佩不已的是，他在教学工作的同时，仍时常斟酌他的论文，利用一切机会发现新材料，访谈知情者。那时他早已博士毕业，学位论文也早以进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但他对我说，他还是希望能有机会正式出版，正式出版前只要有机会获得新的材料或有新的心得，他一定会及时修改到书中去。几年后，当他终于签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合同，他第一时间告诉了我，他的那种喜悦情不自禁。当时我早他几年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因此非常能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当我在第一时间收到他寄来的仍带着油墨香的新书时，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与我10年前看到的博士论文相比已是宛若新著。这也鞭策了我决定在我的《上海百年建筑史》出版10周年之际重新再版，以更新的姿态重新向读者展示这多年前的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