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读书 | 栾梅健 | 寻找文学史研究的“三维空间” ——评《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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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第一辑）
李遇春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当430万字、厚厚四大本的《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第一辑），由快递小哥吃力地搬上楼梯时，我被深深地震撼到了。这样的体量、这等辛勤的劳作，注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自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胡适、郭沫若、刘大白、冯至、朱湘、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艾青、田间、何其芳、穆旦、袁水拍等一批诗人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弄潮儿。他们顺应着时代的变迁，在启蒙与救亡的社会大潮中，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凭实而论，从新中国建国之初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到之后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直到我们现在高校中文系最广泛采用的温儒敏等编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于中国现代新诗作家和作品的充分肯定，无疑符合此时诗歌产生与发展中最主流的真实状况。
然而，也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咏志，莫非自然。”大时代固然必须有血与火的抗争，但同时也必然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更何况长达2000多年的古体诗词所形成的顽强惯性，也绝非说变就变，说没就没。於可训教授在该书“序言”中说：“表现私密之事、隐曲之思、幽闭之情，则新体多有不宜，故以旧体补之。或有熟谙音韵，惯用近律者，亦不乏所作，尤以名流政要为最。余则多为附庸风雅，喜恋旧物者发思古幽情或骈字凑韵之作。”诚如此言。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不仅温和守旧的周作人、俞平伯、周瘦鹃、范烟桥等创作了不少的旧体诗词，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闯将，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钱玄同等人也都留下了旧体诗词的佳作。而在许多现代政治家、艺术家乃至科学家那里，我们看到的也大都是旧体诗词而非现代新诗。比如政治家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董必武，艺术家齐白石、刘海粟、张大千、徐悲鸿，科学家詹天佑、李四光、茅以升、华罗庚等等。有时候我想，如果中国现代诗史中仅仅只有那些新体诗人的名字，那该是多么的单调与片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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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留下了不少旧体诗词的佳作
这种想法，在该书主编李遇春教授这里有着系统而周密的考量。他觉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凡历三变：一变曰拆解现代中国文学之左右对立，打破既有之左翼主潮述史成规，而还原超越左右立场之文学史本来面目。此即80年代“重写文学史”发轫之由来。陈思和、王晓明等人为其代表。二变曰拆解现代中国文学之雅俗对立，打破既有之精英文学主潮述史成规，还原超越雅俗立场之文学史本来面目。这是90年代通俗文学研究成为热潮的原因。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为其突出成果。三变曰拆解现代中国文学之新旧对立，打破既有之新体文学主潮述史成规，以还原超越新旧立场之本来面目。这三变，或可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三维空间”。据此，他从当代文学研究转入到对现代旧体诗词的收集、发掘、整理工作，就是想为一部完整而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贡献。他坚信：“重建现代中国文学新秩序，余以为旧体诗乃务必跨越之学术关隘。须知百年前新文学革命潮起，旧体诗首当其冲，而百年来旧体诗如焚烧中之野火，春风到处，化雨重生，后之史家，又岂能览之而漠然置之耶？”
他将现代旧体诗的研究范围限定在1912年的民国元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8年间。距离时间并不遥远，然而，真的要系统而全面地收集，又是何等的困难啊！当新体诗成为文坛的主流并受到读者与研究者的重视时，旧体诗处于了文坛的边缘，长期以来得不到足够的关注。笔者对此深有体会。上世纪90年代，我跟随导师范伯群先生研究包天笑、郓铁樵、王钝根、许指严等通俗文学作家时，当年发表的通俗刊物与小报，图书馆不是没有系统收集，就是散落在角落里没有编目。有些简单的生平，都要跑好几家资料馆或方志办公室。旧体诗的收集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李遇春的感慨是：“比年来，为寻觅近百年旧体诗词文献，余自谓倾情戮力、劳神费资，昔人所谓旁搜远绍、寻根问祖、沿波讨源之苦功夫，余无不苦心践行焉。”为了堆放大量的资料，他还特意“专辟一室”。正所谓天道酬勤，十几年来，他终于搜罗到了大量的弥足珍贵的资料，为《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