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汉学家史景迁:写不同的书 用不同的书房( 二 )


学者姚大力:史景迁是“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谈到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历史学者姚大力曾用“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形容史景迁,“回忆一下史景迁写作的将近六十年,美国历史学界的风气有很大的变化。从196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直到退休之后继续出书,史景迁在这半个世纪的教学、研究和写作中,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经历了一系列迅速的转变,有点像走马观花。”尽管不断转移战场,姚大力谈到,一以贯之的是坚持去讲故事。“史景迁很早就认识到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都会被迅速淘汰掉,所以他不主张用理论为先导去研究历史,而是去讲故事。”姚大力说。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熟悉的“讲故事的史学家”一定是西汉的司马迁,虽然史景迁的汉语名有“敬仰司马迁”之意,但是姚大力讲到,一方面史景迁很谦虚地说,自己不可能达到司马迁那样的高度;另一方面,尽管他们两个人都带有很强烈的讲故事的特征,他更愿意强调的是自己与司马迁的不同。
“一个原因是,在充分肯定司马迁著作里丰富叙事性的同时,他认为司马迁似乎不太在乎今天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问题,《史记》中有些地方没有真实性。史景迁很认可文史相通的原则,而且承认自己极其投入地关注历史写作的风格问题。可是又认为‘文史相通’的‘文’不能包括小说。”
姚大力谈到,史景迁认为自己与司马迁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 “他没有司马迁表达在《史记》里的道德史学的倾向,他把司马迁的道德史学的倾向称为‘强烈而博学的道德裁判’,因为司马迁写历史是要给每个人、每个事件提上道德法庭做裁判。史景迁曾说,历史学家其实不需要事事都去进行道德判断。”与此同时,姚大力强调,史景迁对司马迁史学成就的认识可能不太全面,“因为司马迁对于中国历史编撰学最伟大的贡献恰恰是突破了曾经道德批判的历史学。史景迁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他认为,推动着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兴趣,激起读者的兴趣。”
从历史写作的意义上,姚大力讲到,史景迁对历史细节非常看重,“能激起史景迁入迷一样尖锐反应的,是那些能够让人触目到的、与过去从来没有处理过的各种历史细节。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的生活,做起来其实比我们想象得要难得多。他的成功尝试之所以可贵,道理也在这里。”
书房!汉学家史景迁:写不同的书 用不同的书房
文章插图

【 书房!汉学家史景迁:写不同的书 用不同的书房】他所做的是激发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兴趣
姚大力谈到,史景迁在美国校园里教历史,他的期望是美国学校里有人会读他的《王氏之死》。“他把这本书看得很重,他说也许学生读过这本书后会想读读这个作者的其他著作。他最希望听见的是读者真的很想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姚大力讲到。“作为历史写作者,他想做的从来都是激起别人的兴趣,从不试图用自己的故事推动读者同情或者厌恶中国,而只想激发他们继续了解中国的进一步的兴趣,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觉得他好像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为一种‘药引子’——本身没有疗效,但是它的作用是用来引导其他有直接疗效的药物成分能够顺利地到达药物作用部位。”姚大力说,“这是一种很低调的自我定位,但这同时也是史景迁非常真诚的、真切的想法。”
参考资料:
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 总序《妙笔生花史景迁》
《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和他眼里的中国》
文/北京青年报采访人员 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