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汉骥@虎头虎脑的三星堆新年又上新了！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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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维汉在考古发掘现场。
1934年3月，葛维汉组建了一支考古发掘队，抱着巨大的决心前往广汉。据葛维汉在《汉州（广汉）发掘简报》上的记载，等到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当地已经抢先一步组织人手开始挖掘了。葛维汉立即向县长罗玉苍说明了非科学发掘对历史文物的严重危害，以及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罗玉苍是开明之人，不仅为葛维汉发掘队申请到了省政府教育厅的同意，还派了一支地方队伍保护他们。
适值战乱年代，广汉当地治安混乱，贼匪猖獗，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仅仅进行了十天就结束了。但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出土了600多件文物和残片。作为四川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对三星堆遗址和中国西南地区文明的发源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基于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地质学家戴谦和写了《四川古代玉器》一文，对这些出土玉石器的年代和性质做了初步的研究。更有研究价值的是葛维汉写下的《汉州（广汉）发掘简报》。他参考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对河南仰韶村以及李济在安阳殷墟主持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报告，把自己的研究整理后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这份报告至今仍然是考古学家研究三星堆遗址的重要参考文献。
葛维汉在报告中介绍出土文物的各种形态，并提出了“广汉文化”的观点，把遗址的年代限定在了金石并用年代到周代初期。此外，葛维汉让助手林名均给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致信，寄去广汉发掘的照片和器物图形。郭沫若在回信中初步认同了葛维汉对年代的判断，并提出自己对古蜀文化的概括性看法。他认为出土文物中的玉璧、玉圭等，均和华北、中原地区的出土文物相似，这说明古代西蜀与中原有过文化接触。这封知名的书信也成为了中国考古史的重要见证。
从现在的考古研究来看，葛维汉报告中的一些观点也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葛维汉认为这些出土文物属于陪葬品，“广汉遗址”应该是一个“墓坑”。1946年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中单列“广汉文化”一章，介绍了葛维汉等人的考古发掘成果，其中就对“墓葬说”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争鸣，冥冥之中为后来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代考古学人的漫长等待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经历过长时间的中断和停滞。这样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葛维汉的考古发掘。随着当时相关法规的出台，外国人不被许可在中国做考古发掘，抗战的爆发更是让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成为了奢望。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三星堆的下一次考古挖掘直接来到了1986年“祭祀坑”的发现。
这样碎片化地拼接记忆，常常会遗漏很多值得记住的历史细节。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坚参与了今年三星堆遗址的三号坑发掘工作，他也被认为是第一位从今年三星堆考古现场走出来的考古学家。徐坚在一场讨论三星堆遗址的活动上指出，从1929年开始，三星堆遗址的叙事一直存在着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是公众记忆里的三星堆遗址印象：燕道诚的初次发现、1986年“一醒惊天下”的祭祀坑发现，以及今年公布的三号坑到八号坑考古挖掘的新成果。这三次强有力的脉冲吸引了全世界持续的关注和热议，却忽略了在其之下，其实还有一条“稳定的、由数代考古学者推动、循序渐进、静水深流的学术之路”。
如果依照徐坚提供的视角，可以发现历经大半个世纪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囊括了好几代默默投身其中、却没来得及等来丰收成果的考古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