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汉骥@虎头虎脑的三星堆新年又上新了！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四 )

上世纪50年代，因修建宝成铁路，时任西南博物院院长的冯汉骥设立工作队，沿着拟建的铁路沿线调查文物古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考察月亮湾。初次考察没有太多的收获。其后，工作队中的王家佑和江甸潮从1955年到1958年又多次前往月亮湾考察，他们最终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广汉遗址”（三星堆遗址）与月亮湾遗址的文化层完全一致。他们初步判断，这两处遗址的年代相当于殷商时期，并向考古学界发出了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广汉文化”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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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醒惊天下》，作者:周新华，出版: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1年6月。
1963年，冯汉骥再次带领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考古发掘队，在月亮湾选择了三个发掘点开始考古研究。发掘持续了四十余天，发掘面积50多平方米，因为范围有限，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尽管如此，冯汉骥在发掘时抛下了一句有预见性的看法：“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城邑。”等到1976年，冯汉骥指导学生童恩正撰写《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再次先见性地提出：“这里文化层的堆积很厚，范围也相当广泛，很可能是原来古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一年之后，这位中国西南考古学的奠基人与世长辞，没能看到紧接着的爆炸性大发现。
进入八十年代，当地砖瓦窑业加速发展，三星堆遗址所在地附近，先后开办了10家砖厂。三星堆成为了当地砖厂的取土用地，农民取土烧砖时发现了不少石器和陶片，立刻引起了文物保护部门的注意。1980年10月，四川省博物馆田野考古队经过大量准备，对当地进行了1200平方米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认了“三星堆文化”的正式名称。考古队认为发掘进一步确认了三星堆遗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具备了夏鼐提出的新考古文化命名的三个条件。很快，三星堆文化的分期也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共识，一共分为四期，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西周初期。
之后的几年里，田野考古队先后进行了多次规模不等的考古发掘工作。几十年来考古发掘成果的积累和沉淀，似乎都在为1986年那个震惊世界的夏天做好准备。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中，1986年发现两座“祭祀坑”的那个下午，三星堆当地的天气燥热非常。鸭子河边的打鱼人已经吆喝鱼鹰回船舱，砖厂疲惫的工人们等待着收工休息。
忽然之间，南兴二砖厂的工地上传来了消息，在距地表2米深的地方发现了几件玉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领队陈德安和陈显丹闻讯来到现场，看到暴露在外的玉戈、玉璋等玉石器，立即意识到可能是一次重大的考古突破性发现，在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汉县报告，准备发掘工作。
从7月21日开始，陈德安和他的团队采用探方法进行发掘，用了三天的时间把探方内的文化层清理完毕。正要继续开展挖掘时，考古队员们突然意识到一个新的难题。川西平原的夏天溽暑蒸人，天边传来几声闷雷让他们隐隐担心，发掘过程中一旦下起暴雨，冲毁探方和玉石器，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另外，夯土在白天暴晒下异常坚硬，晚上相对松软便于发掘工作。于是，考古队员很快作出决定，就在探方上搭起遮雨棚和电灯，准备连夜工作。
发掘工作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下去。在几天之后，两个面容温和的青铜人头像破土而出，都被火焚烧变形，一个颈部有明显破坏痕迹，另一个头顶盖脱落。紧接着，头戴平顶帽和蒙着面罩的多件青铜人头像也陆续出土，这些青铜人头像造型夸张，埋藏方式不同，还有受到过明显的毁坏痕迹。玉石器是坑内出土最多的器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遭受过损毁，多处有残断。还有大量被焚烧的大型动物骨骸，考古人员推测出可能是大象的残骸。这些被火焚烧的痕迹，让不少考古学家们否定了原先的“墓葬说”、“窖葬说”假说。坑的主要功用是祭祀，成为了考古学界主流的看法。